在上海的友人陈必智来信，说王大化同志的公子最近找到他，想了解王大化当年在重庆
复旦中学任教时的情况。必智那时也是复旦中学的学生，但和王大化私人接触不是很多。所
以，他希望我写一点什么。

    在我读到的纪念大化的文章中，没有人谈到过他在复旦中学的那一段经历。可能因为他
在那里的时间比较短，仅只有四五个月，外面知道的人不多。我当时是该校高中一年级的学
生，与他相当接近。为了使人们了解这位“人民艺术家”生平中的这一段生活，也为了我们
的情谊，我当然是应该写一点的。

    只是过去了近五十年，一些记忆已比较模糊了。

    但是，他当年的形象还清晰地闪现在我的眼前：高高的个子，瘦削、微黑、显得刚劲的
脸，两眼很有神。初到校时，他留着长长的头发，不久后却剪成了平头。穿着一件黑白格子
的土布衬衫——他当然还穿过别的样式的衣服，但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一件，因为当时我
也仿做过一件。

    他是１９３９年３月到重庆复旦中学来担任音乐教员的。他第一次上课就使同学们留下
了很深的印象。前一任音乐教员姓杨，年纪不大，音乐素养可能不错，只是教学方法有些呆
板，教的又大都是三十年代早期的歌曲。他的嗓子不行，只能教，不能唱。同学们对他缺乏
应有的尊敬，对音乐课不太感兴趣，课堂秩序总不太好。而大化一上讲台就将学生们“镇”
住了。那是由于在我们眼中他是一个有名气的人，是当时在重庆相当活跃的木刻家（我们还
不知道他是剧专毕业的，主要从事话剧活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过作品。得知他要来
校的消息时，倾向进步的同学曾高兴地奔走相告。现在他微笑着站在我们面前，有着潇洒的
风度和在别的教员中少见的那种青春的生气——他原也大不了我们几岁，只是二十出头一
点。他教学的态度很富于激情。而他又有一副很嘹亮的嗓子。他教的是抗战歌曲。这一切就
使他对学生们产生了吸引力。音乐课堂从此有一种热烈的气氛，激荡着雄壮、热情的歌声。

    他的寝室就在男生宿舍的下面，一间不到十平方的小房。家具只有一张木板床，一个三
屉桌，一把靠椅，所以还是显得有些空荡。那里成为一些男同学们爱去的地方。有几个同
学，其中包括我，是校内一个歌咏队的主要成员，而主要的，我们是怀着对一个进步文艺工
作者的敬慕心情，到他房中去的次数就更多一些，他对我们很亲切，很热情。我曾将我发表
的一些习作向他求教。

    不久，我们的关系就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那时，复旦中学已建立了地下党支部。支部书记是廖临川，宣传委员是我。上级派来领
导我们支部的一位同志告诉我们，不久将由另一位同志来接替对支部的领导工作。有一个晚
上，大化约廖临川和我到他房中谈话，他说出了接头的暗号，我们才惊喜地知道，新来的领
导同志就是他，立即扑上去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他说上级考虑到他在学校任教，与我们接近
比较方便，所以才将领导任务转交给了他。他要我们汇报了支部工作和支部成员的情况，学
校里的政治和其他方面的情况，然后我们商谈如何进一步开展工作。

    重庆复旦中学是一所私立中学，它不像一般“国立”中学在政治上卡得那么紧。但校内
情况也还不是那样简单。学校中有三青团的组织，还有几个军统特务学生（其中有一个叫但
家瑞，后来在复旦大学曾经殴打洪深教授。顺便说一下，由于他有一次向学校当局打我的
“小报告”，我曾让别的同学走开，关起教室门，揍了他一顿。这是轰动了学校的大事。可
见我当时政治上的幼稚。这是我后来被学校勒令退学的一个原因）。训育主任张某是校内三
青团的负责人，可能与中统有关系。不过，当时国共关系还不像后来那样紧张。同学们大都
是从外地流亡到重庆的，抗战热情很高。大化同志指示我们，可以通过群众组织团结更多的
同学。我们决定扩大原已建立的“复活歌咏队”，在此基础上成立“复活社”，再创建话剧
团、口琴队，还成立了篮球、足球、排球队，并定期出版墙报，成为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众团
体。另外还组织了秘密的读书会。通过这些活动，支部先后吸收了七、八个新党员，进一步
扩大了我们党的政治影响，活跃了校内（有时我们还到校外）的抗日宣传工作。大化亲自担
任了歌咏队的指挥。每个星期都定期进行活动。在校内演出过几次。他还为我们排演了一个
话剧：冼群的《反正》，并饰演了其中一个伪军角色。另一位年轻老师季耿也参加了演出—
—我们过去也在校内演过话剧，但这是第一次师生同台演出，所以在校内产生了轰动。而
且，过去的话剧大都是由我担任导演，我实在没有什么经验。而这次则经过了大化的严格的
正规排练，演出得到了很大的成功。而在排演过程中，我们也学习到了很多东西，使以后的
演出质量有很大的提高。

    在我的记忆中，大化没有直接参加过我们的支部会。主要是通过廖临川，有时也找到
我，传达一些上级的指示，分析政治形势，并谈谈如何开展支部工作。他的态度当然比平时
严肃，但也还很亲切。

    由于我们不仅是师生，还是同志关系，在接触过程中产生了友谊，我们的谈话就很自
如，天南海北，社会见闻，文学艺术，什么都谈。现在我能够记起的，有这样几件事。他谈
到在复旦中学之前，在成都演员业余剧团的一些工作情况。他说他主要是担任舞美设计并兼
舞台装置工作，条件很简陋，人手也很少，有一次他装置舞台时从高梯上摔下来跌伤了腿，
仍坐在椅上指挥工人们工作。他谈到抗战前他哥哥在山东从事地下工作的情况，他说他就是
在哥哥的影响下参加革命的。其中很有一些惊险的故事，可惜已记不清了。但他当时绘声绘
色热情地讲说的姿态我还记得；自己当时激动、神往的心情我也还记得。

    还有一件事更值得我纪念，有一个晚上，在他的小房里，在烛光下面（学校是有电灯
的，但常停电），他向我介绍了天蓝的长诗《队长骑马去了》，那是刚发表在延安出版的
《文艺战线》上的。他极为赞赏这首诗，说感情真实，深沉而悲壮。他站起来怀着激情用他
那浑厚的嗓音大声朗诵着。最后那句：“你想单骑渡黄河，黄河有不测的风波，你奈黄河
何？！”他几乎是含泪倾吐出的。他说，如果能配上电影画面来朗诵这首诗，那效果一定很
好。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天蓝的名字，以后就很注意他的诗作，并受到过他的影响。

    重庆的政治形势渐渐劣转。我们的活动原就受到学校的注意。大化突然被学校辞退。几
个月后，廖临川和我都被学校勒令退学。但在大化指导下的“复活社”却一直在地下党支部
的领导下，在困难的处境中坚持了下来，一直到重庆解放。

    在大化离校前的一个晚上，我们几个比较熟识的同学聚集在他房里。大家感到气愤，又
为他的离去感到依恋和惆怅。他的情绪却还是很好，微笑着淡淡地说了一句：“我知道在这
里呆不久的，我也没有打算久呆。”问他将到哪里去呢？他还是微笑着说，到我想去的地方
去。他将两箱他的木刻的底版托负给一位四川籍的同学刘之俊保管（刘之俊是“复活社”的
负责人之一。后来，这两箱木刻底版由大化的亲密女友贾如珍取了去）。

    他走后就没有消息，约一个月后，有一个黄昏，我在学校附近的化龙桥街上碰到了他。
他告诉我说就住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不久将到“那边”去，只匆匆说了几句话就和我握
别了。后来我得知他已成行，就写了一首送给他的诗：《寄Ｄ．Ｘ——一个木刻工作者》，
发表在靳以先生编的《文群》副刊上，诗相当长，靳以作了一些删节。几年前，友人为我查
找了旧报，抄寄了来。我曾考虑收入集中，却终于没有。因为那是写得太粗糙太幼稚了。但
从中还是可以反映出我和同学们对他的感情。这里我就摘引几句：“几片木头，几把刀，披
一身风沙，你来了……你教我们唱歌，教我们演戏，教我们认识人间的真理……我们爱你，
敬你，在我们眼里，你是一颗亮星……你走了，我们的心也生了翅膀，飞到遥远遥远的你生
活和战斗的地方……我们记住了你留给我们的话：‘不要珍惜过去的珍珠的日子，珍珠的
梦，吹开新生花朵的，你们是春天的风’。”最后那一段所写的他留给我们的话，我想未必
他真是这样说的，只是，他的确热忱地表示过对我们的期望。我看见过两份内部材料，都说
他是１９４０年春到延安的。但我这首诗的末尾注明了是写于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１２日。那
么，他离开重庆的日期应该是在这以前。

    后来，我们知道了他在延安主演《兄妹开荒》的盛况，深以他曾经是我们的领导人、我
们的老师、也是我们的朋友为荣。我相信我们还会见到的。但在解放战争时期，却得知他在
东北翻车遇难的消息，使我深感悲痛。１９８８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