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养鸡，发誓要比高老太太养得更出色。连鸡窝都要比她的堂皇，所以我召集了院
里的小孩，到工地上去偷砖，然后翻墙到隔壁院子里去揭石棉瓦。当然，我是不干这些个粗
活的。我考虑的是设计问题。考虑得差不多了，材料也偷够了，这才能正式施工。开工那一
天盛况空前，一圈儿小孩儿，个个拿着铁铣，或者提着桶，我一声号令，话音还没落，地下
已经挖出了一个直径两米多的大坑，里头还有水。三妞光着个脚下坑去踩泥。说不这么干这
泥就和不匀。麻敲子看出来她实际有玩水思想，有些眼红。这人野蛮，他不说甚么，一把就
把三妞推开，自己跳进去。三妞是一个娇小姐，三岁就会描口红。现在竟被这样简单粗暴地
一推，真是成何体统？所以她马上就大哭起来。我不是她的家长，不能管教她（其实她家长
也不能）。但是她老这样哭多影响士气，所以我便把麻敲子调去砌砖了。

    与此同时，高老太太也在搭鸡窝。她可没我这人缘。她是红军，跟董必武的太太一起当
童养媳，从四川逃出来。现在退了休，没什么事可干，遂以政委的身份，对院里各户的家政
做些指导。有一次她语重心长地对我妈说：小孩一定要“捶”，不捶的孩子绝不会有出息
的。我妈自然是极希望我出息的，与此同时她又是一个讲究效率的人。所以这个速成的方法
马上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她毫不怀疑地说：那－－等会儿我就捶他几下看看吧。

    从那时起，我和妈的关系就破裂了。她用拳头捶了我几次，功课仍然三分。于是换用鞋
底子和搓板，终于把我打伤了心，愤然决定再也不出息了。幸好在我们院里，没出息的孩子
占了绝大多数，我们狼狈为奸，跟高老太太作对。高老太太没有喽罗，只有家将。说来也
怪，过去她以打仗为生，据说神农吃过的她都吃过，神农没吃过的（例如皮鞋帮子）她也吃
过。可她却向杨老令公的太太佘太君学习，生了六个军阀似的儿子和一个花瓣儿似的女儿。
她的儿子一律剃秃瓢儿，把自行车的座子拔起来，来去如风，也不知谋干什么大事。当然，
盖鸡窝不能指望他们，高老太太遂启用了花瓣儿。

    可花瓣儿哪是和泥的人？她兢兢业业地挖了半天，只挖了盘子大一个小坑。她往里头放
了点水，用一根火筷子小心翼翼地搅来搅去，我问她是不是在淹蚂蚁。她瞪我一下，说：德
性。我很好奇，问她：为啥你老叫我“德性”呢，难道我没别的名字吗？这个简单的问题把
她难倒了，她眨了半天眼睛，最后说：德性。我彻底失望了，说：不说这些了，我帮你和泥
吧－－德性。她想不到我竟替她说了，很是谔然，张着嘴说不出话来。我正在得意，突然被
人在脑袋上敲了一个暴栗子，回头原来是高老太太，横眉立目地说：大家都干活，就你闲
着！

    这老梆子！我气得要死，跑开时我想：这可不是第一次了，丫可真够吕洞宾的。

    鸡窝落成了。它是由房子跟笼子两部分组成的。总体设计思想接近动物园的鸟山。外边
用铁丝编成网，围出很大的活动空间。里面有一座房子。这房子的墙身上边红，下边青，顶
的颜色是绿和黄，总之就是故宫那种富丽堂皇的颜色。我走进去看一看，发现如果再放一把
龙椅，从这里统治全国受苦受难的广大劳动人民绝对不成问题。第一层的地板是用向日葵的
杆儿造的，这是根据老家厕所里茅坑的原理，杆与杆之间有一两寸的距离，如果鸡拉屎，就
会漏到下面的大坑里去。大坑里本来应当养猪，现在没猪，所以我在旁边设计了一个出粪
口，将来就从那里掏粪，掏出之后可以直接用于旁边的南瓜地。第二层我设计了一排窑洞，
类似西藏的布达拉宫。每个洞里都放了柔软的金黄色的稻草。这个相当于咱们大学里的青年
教师宿舍。已婚的每对分配一间，在里头做它们该做的事－－唯一不同的是将来我会把它们
的后代煎了吃掉。房顶我是采用西式的，角度比较斜。我看过一些北欧童话，注意到为了防
雪，屋顶非得这样设计。

    这个集古今中外优秀文化于一身的伟大工程吸引了许多大人的注意。他们围过来，啧啧
称赞。等到他们知道设计师是八岁的我时，都惊奇了：“鸦这孩子，聪明！”我根本就懒得
理他们，从我懂事的时候起，人们便一迭声地说“这孩子，将来是要做官的”。只有高老太
太不宵地撇了撇嘴，我猜她可能想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但是这一切我都佯做不知，
我只根据麻敲子报告，知道她乘人不防，考察了一次我的鸡窝。随后工地的人就来了。他把
我们叫到一起，问：搭鸡窝的砖是哪来的？大家对看一眼，指着三妞异口同声地说：你问她
吧。三妞尖声大哭，在地下打滚，那人吓了一跳，急忙走开了。大家都说鸦这个计策使得
妙。

    高老太太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她站在院子里，用四川话大声说：我在眼安养了四十多
只鸡，妹天都放出去吃虫子！院子许多人都倾倒了，承认她是喂鸡圣手，毕恭毕敬地请教
她，我却屹然不动。在延安她的虫子多，在北京可是我的虫子多。我的人每天上学都抓一些
吊死鬼回来。吊死鬼也叫槐蚕，喜欢用丝把自己吊起来乘凉，小的时候它把纤巧的身子弯起
来，甚是凄凉可爱。大了以後它越来越难看，最后终于蜕变成“金刚”，丑到可憎的地步。
但是对鸡来说它的味道正相当于五香花生米，所以抓吊死鬼的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了，终于有一天，本来见了虫子就会尖叫的三妞也拿了一小袋吊死鬼来喂鸡了。

    鸡吃了大量的吊死鬼，羽毛中透出隐约的绿色，露出随时都会上吊的神情。我觉得不大
稳便，便派人去侦察一下高老太太。那时她的鸡窝刚搭成，那鸡窝十分粗糙。顶上用破油毡
盖着，很象“红灯记”里李玉和接头的粥棚。侦查的人说，高老太太没有出动，她是派了花
瓣儿去喂鸡。花瓣儿十分亲切地叫：“咕咕，”一面把一种玉米粒儿大小的神秘东西撒进鸡
窝。鸡一拥而上，吃得兴会淋漓，个头普遍比我的鸡大。继续侦察的结果，发现高老太太是
把白菜帮子剁碎，然后搀上棒子面。我这才发现什么延安啦，虫子啦，都是兵不厌诈，好的
食谱，应当在五香花生米之外再加上正餐才对。经过热烈的讨论，我们决定上西红柿。西红
柿有“卫生素”，最重要的是它十分鲜艳，可以迅速纠正鸡的颜色。

    我们拿着网兜儿到菜市场去，为了捡西红柿和街上的野孩子打架，然后抹着鼻血，把西
红柿扔给鸡吃。鸡不负所望，很快掌握了吃西红柿的诀窍。它们把西红柿啄一个小洞，伸嘴
进去吸取甜熟的汁液。与此同时，我们也没忘了高老太太，我们把西红柿拿到她的鸡笼之
外，那些鸡很兴奋，它们把嘴伸出来，争先恐后地啄。可是西红柿是圆的，一啄就滚开，反
而够不着了。那情形很象结婚时，新郎和新娘争吃用线吊起来的苹果。尽管做了很大的努
力，还是吃它不着。鸡生气了，使劲撞笼子，我们却无动于衷。最后高老太太赶到了，她用
笤帚疙瘩把我们打得抱头鼠窜。我们逃得远远地，学着花瓣儿，对着她叫：“咕咕，咕
咕，”声音里充满了报复的愉快。

    第二天，大家余兴未尽，见了花瓣儿，又说“咕咕”。她涨红了脸逃回家去。但是过了
一天，她又不怕了。大家叫“咕咕”，她便得意洋洋地说：叫吧－－我妈说了，叫我姑姑还
不好吗？大家想不到她这样阿Ｑ，听了都是一楞，她又说：我妈说了，我们家的鸡就要下蛋
了！这个消息震惊了所有的人：如果她的鸡先生蛋，那我们就败了。

    我们紧急察看高老太太的鸡群。里面果然有一只浅黄色的，它脚上有毛，腹部很大，走
路沉掂掂，显然是有了身孕。相比之下，我们的鸡个个身轻体健，一点异状都没有。高老太
太满面春风，逢人便打招呼，我们则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麻敲子说：我听人说过，为了让
鸡生蛋，可以喂鸡蛋壳。三妞马上回家，拿了两个鸡蛋来－－到了这个关头，做弊也顾不得
了。我们把鸡蛋给鸡吃，再把蛋壳磨碎掺到鸡食里去。谁知它们吃了鸡蛋，并不就生鸡蛋，
反而做起怪来。第二天喂它们白米，它们连看也不看。只是用期望的眼神耵住我们，我们都
被它们看糊涂了：应当生蛋的是它们还是我们呢？

    到了第三天的中午，高老太太的鸡窝突然传出“咯哒，咯哒”的叫声。那只黄色的鸡终
于生了本院的第一只鸡蛋。在那个年月，这简直是“最高指示”和“ＸＸＸ又被打倒”之外
的最大新闻了。高老太太喜笑颜开，院子里的人争先恐后地向她贺喜，好象那只鸡生的不是
鸡蛋，而是她的孙子。花瓣儿是满脸飞红，她不计前嫌，把那只挂着血丝的鸡蛋举给大家
看。三妞不宵地哼了一声，麻敲子则朝地下啐了一口吐沫。大家都不买她的账。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忿忿地说。

    “你说什么？”高老太太问。

    “我说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大逆不道地重复，“不就是下了一个蛋吗！”

    大人对我齐声痛斥，我却倔强地扬起头来。高老太太向前走了两步，可能是想捶我。但
是她没有捶到。她犯了高血压，摇晃一下，便倒下去了。那一次她病了很久，我妈提着水
果，带我去看她。她脸色苍白，陷在一大堆枕头和被子里，不象一个饱经风霜的军人，倒象
一个柔弱的孩子。

    后来我就回老家去了。我在农村生活了许多年，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再次回到北京时已
经长大。我到原先住的地方去看麻敲子，他当了下水道工人，请我喝二锅头。我提起捡西红
柿的事，他说：高老太太死了。

    死了？我放下酒杯，茫然地问。

    －－然后大家就沉默了。

    真是“是非成败转头空”啊。我向院子里望去，太阳正在落山，当年金碧辉煌的鸡窝，
现在已经变成了瓦砾场，无言地沉浸在红色而柔和的光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