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一九七六
人,虽然宣布“解放”了,但1976年10月以前的那段日子,仍然是难熬的。“书
衣文录”透露了他的不少内心苦闷,今略举如下:
1974年4月25日下午记:“二十五年,三津浮沉,几如一梦……”
1974年5月8日灯下记:“感伤身世,不能自已。”“思前想后,心胸堵塞,甚不
舒也。”
1974年7月4日灯下记:“余幼年,从文学见人生,青年从人生见文学。今老矣,
文学人生,两相茫然,无动于衷,甚可哀也。”
1974年8月27日下午记:“院中青少年,并不读书,无事可做,打闹喧嚣,终日
不息。退处室内,亦不能看书做事。日日听这种声音,看这些形状,此即所谓天津风貌
也。”院中,指位于和平区多伦道的二百一十六号大院,他全家1951年迁居于此,运动
中被逐,“解放”后迁回。
1975年1月24日晚记:“昨日大雪,今晨小散来约午饭……一小时始至梁家。所
陪客皆1938年所识,抚今思昔,不胜感慨。”梁,指梁斌。
1975年3月记:“这是和平环境,这是各色人等,自然就有排挤竞争。人事纷纭,
毁誉交至。红帽与黑帽齐飞,赞歌与咒骂迭唱。严霜所加,百花凋零;网罗所向,群鸟声
噤。避祸尚恐不及,谁肯自投陷阱?遂至文坛荒芜,成了真正无声的中国……”
1975年4月27日晚记:“昨夜梦见有人登报,关心我和我的工作,感动痛哭,乃
醒,眼泪立干。”
1975年5月16日记:“阴历四月初六也,为余生日,与小女共食面。年六十三
岁,身德不修,遭逢如此,聊装旧籍,以遣情怀。”
1975年5月31日记:“昨夜忽拟自订年谱,然又怯于回忆往事。不能展望未来,
不能抒写现实,不能追思过去。如此,则真不能执笔为文矣。”
1975年10月6日夜记:“……余幸存于九死,徘徊于晚途,一灯之下,对此残
编,只觉身游大雾四塞之野,魂飞惊涛骇浪之中。”
1975年11月13日记:“大风寒甚,心躁如焚……”“从热爱现实到热爱文物,
即旅行于阴阳界上,即行将入墓之徵……”这是他在一本题名《北齐张肃墓文物图录》的书
皮上写的。
1975年12月11日记:“呜呼,荆棘满路,犬吠狼嗥,日暮孤行,只可披斩而进
也。”
1975年12月19日灯下记:“余既于前夜哭骂出声,昨夜又梦辞职迁居等事。而
慷慨助我者,则为千里。千里平头,扬扬如常日。此盖近日感寡助之痛,而使故人出现于梦
境也。……”
1975年12月25日灯下记:“……十余年人事沧桑,往事亦多不堪回首。而余尚
在人间,并于灯下读书作字,忆及生者逝者,心如木石,不知其所感矣。”
1976年2月7日记:“……余之无聊赖,日深一日,四顾茫茫,即西天亦不愿去。
困守一室,不啻划地为牢。裁纸装书,亦无异梦中所为。”①…………
这些“书衣文录”,断断续续地画下了一颗高尚、善良的心灵在特殊年代里留下的轨
迹。
这同时也是一颗纯洁、灵敏的心灵,它像一面感光度极好的镜子,映出了某些历史事件
在人的心灵上的投影。没有勇气,没有正直、善感的气质,不会有下面的记录。那是在周恩
来总理逝世的最初几天。
1976年1月9日记:“今日总理逝世。斯人云亡,邦国殄瘁。
“帮我做饭的,为一农村妇女,闻周逝世,抽咽失声。曰:他是好人。人心如明镜清
泉,虽尘积风扰,不可掩也。”1976年1月11日灯下记:“世界舆论:亚洲一盏明灯
熄灭了。谓周之逝。强忍热泪听广播。
“南通社称:中国无周,不可想象,然已成铁的事实。“另一外人断言:无人能够代替
他。
“另一外人评述:失去他,世界就和有他时不一样了。“共同社题:北京市民静静地克
制悲痛的心情,排队购买讣告。”
同日灯下又记(这一条是记在《范文正公尺牍》的书皮上):“范、司马为宋名相,读
其书札,可略窥其相业,然与周比,均砂砾耳。
“南政治报谓:周所历时代,为最暴风雨的、变幻无穷的,半个多世纪。”
同日灯下又记:
“无失言,无失行,光明磊落,爱护干部,大公无私,献身革命。威信树于民心,道义
及于国外,此周也。”1976年1月13日记:“今晚至邻居看电视:向总理遗体告别。
“余多年不看电影,今晚所见,老一代发皆霜白,不胜悲戚……”
不消说,在一个十分严峻的年代里,记下了这些事件,也就是记下了他的政治态度、政
治认识。
1976年,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历史的“门坎儿”:在这以前是一个时代,在这以
后,又是另一个时代了。
这一年可记述的事情太多,连老天爷也不甘寂寞,它以自己令人恐怖的、不可驾驭的巨
大力量,参加了干预历史的行列,制造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唐山大地震,余威所及,京、津为
之震颤。
对于这次地震,孙犁印象十分深刻,他在和人谈话时说:1976年秋季,我还经历了
大地震。恐怖啊!我曾想写一篇题名《地震》的小说,没有构思好。那天晚上,老家来了
人,睡得晚了一些,三点多钟,我正在抓起表看时间,就震了起来。我从里间跑到外间,钻
在写字台下。等不震了,听见外面在下雨,我摸黑穿上雨衣、雨鞋,戴好草帽,才开门出
去。门口和台阶上都堆满了从房顶震塌下来的砖瓦,我要往外跑,一定砸死了。全院的人,
都在外面。我是最后出来的一个人。
地震在史书上,称作灾异,说是上天示儆。……我甚至想,林彪、“四人帮”之流伤天
害理,倒行逆施,达到了神人共愤、天怒人怨的程度,才引起的。
我这个人遇见小事慌乱,遇见大灾大难,就麻木不仁,我在院里小山上搭了一个塑料薄
膜小窝棚,连日大雨,不久,就又偷偷到屋里来睡了。我想,震死在屋里,也还算是“寿终
正寝”吧。①两年多以后,叫《地震》的这篇小说,终于写了出来②。它说,1976年的
7月,天气奇热,政治空气也压得人透不过气来。他每天光着上身,搬把椅子,坐在北窗之
下,喘息着吹吹凉风。院里是轻易不去的,造反派的脾气又发作了:一会儿喊打倒孔老二,
一会儿喊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好容易活着回来,住原来的房子,这也叫翻案。
正在这时,市里又发生了一件匿名信要案,一直查不出结果。先是叫全市几百万人签名
化验手迹,不但没有查出,听说匿名信又投了几次。后来有人想出高招,缩小包围圈:一、
是有文化的人写的;二、是不上班有时间的人写的;三、是住宽绰房间的人写的。三条的目
标都很明确,是对着知识分子和老干部来的。而报上天天登的,是党内出了资产阶级,要拆
土围子等等。这样,他的家里便常常有户口警光顾。好在除了户口警,家里也没有别的客人
——……忽然在28日晚上,来了客人,还带着一个小孩。客人一进门,就对孩子说:“这
是你孙大伯,快叫!”
我才认出来的人是老崔。老崔和我是同县,他住城西,我住城东。1947年,我在饶
阳一带工作,住在一个机关里。他是那里的炊事员,常照顾我吃饭。……
1949年进城,他在路上还给我们做饭。进城以后,不知为什么,把他分配到了裁纸
房,叫大铁板砸伤了腿。1962年,机关又把他动员回乡了。他走时,我不在家。听我老
伴说,他拉家带口——老婆很精明能干,四个小孩。城里没有吃的,觉得不如回家好。临走
时把借我的三十元钱还了,还送了我老伴一书包红山药。说真的,这一包山药,在那时,也
值十块钱。我埋怨老伴不应该收他的钱……他平常没有客,更少留客吃饭,今天要破例招待
老崔一顿。吃饭中间,老崔问:“就一个人过吗?”
“你嫂子去世了。”他说。
“这我听说了。”老崔是个老实人,他放下筷子,抹了一把眼泪,“不是又续了一个
吗?”
“是续了一个。这几年我一直境遇不好,人家也不愿意来了。”
…………
两人谈了半天,没有一点儿好消息,只有唉声叹气而已。孩子走了远路,对他们的谈话
没有兴趣,已经趴在桌上睡着了。这时已近10时,他打发他们到对过招待所去睡,随后自
己也碰上门,到后面屋里睡去了。
我翻来覆去,一直睡不着。当我撩开蚊帐,抓起闹表,想看一看时间,记得是三点四十
分,地大震了起来。最初,我以为是刮风下雨。当我知道是地震时,我从蚊帐里钻出来,把
蚊帐拉倒了。我跑到前间屋子的南墙下,钻在写字台下面。
我的房屋内部没有倒塌,屋顶上的附属建筑倒了下来,砖瓦堆堵在门窗之下。如果往外
跑,一定砸死了。
这时院里已经乱作一团。我听见外面真的在下雨。我想,既然没有震死,还是把自己保
护一下吧。
我摸黑穿上雨衣、雨鞋,戴上破草帽,开门出去……走下台阶,看见老崔正带着孩子找
他,“没事吧?”他们互问平安。
“你看我挑的日子多好,”老崔苦笑着,“十四年没来天津呀,天心也变了,人心也变
了。我今天就买车票回去了。”他没有留他。
地震之后,由造反派带头,院子里的人们投入了争夺砖瓦木料、抢占地盘搭盖防震棚的
战斗。孙犁是“特殊人物”,他既无心、也无力与别人争夺什么,只搭了上面说的那个塑料
薄膜的小棚子。
这所宅院,原是吴鼎昌(曾任大清银行总务局局长、《大公报》社长、蒋介石总统府秘
书长等职)姨太太的别墅,院内小河石山,花木繁盛,有园林之美。房屋庄严、阔气,都是
木结构,正门门限上镶着的那块又厚又大的黄铜,就足有二十斤重。造反以来,糟踏得不成
样子了,花木刨损,钢铁卖钱,屋瓦颓败,顶生茂草。只有小河石山,残留院中;但地震
后,因争修“临建”,它也毁于一旦。这所宅院的兴衰,在局部上呈现了“文革”的一幅缩
影,给孙犁留下了痛苦的记忆。
两个多月以后,在中国大地上又发生了一次“地震”——这一次是社会性的地震。“天
心”变了,似乎是为了对前一次灾难性地震进行补偿,这一次社会性的地震,结束了“四
害”横行的时代,为中国人民带来了福祉。孙犁终于和中国人民一道,跨过了1976年的
历史性门坎儿,进入另一个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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