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料到大跃进紧连着三年困难时期。

    作为一个社会风习的研究家，他在笔记本和各种纸片上随处记录下见闻。

    １９６０年，双目失明的大哥摸到成都来诉苦，说高征购给家乡带来的困难，加上天
灾，顺义坝那样的好田土都荒芜了。老百姓病倒或纷纷逃荒流亡。他完全不相信兄长说的情
况，答应每月给他增加生活费用，批评了他的情绪。

    但到了１９６１年，农村的灾情蔓延到城市，蔓延到他身边，不由他不信了。

    他亲眼看到锦江剧场的巷口墙脚边，有人在啃从附近饭铺拣来的骨头。商业场门前路灯
下，摆篮子卖凉拌“无缝钢管”（蕹菜），居然有穿呢制服的人蹲下去买一盘吃。小学中午
和下午放学，一路吵吵嚷嚷算粮食帐，算自己这个月还剩多少。父母子女每天要声明一顿吃
几两米，弄得不好便会发生争吵。招待所里每顿也离不开“无缝钢管”。厚皮菜比“无缝钢
管”还要难咽，能把你肚里的油水全刮光。１９６２年开始恢复，市面上有点东西卖了，但
价格贵得吓人。他和玉颀在重庆南泉住，实一块不到一斤的红苕，一元多钱。家里主要吃瓜
菜煮面片，只给他一人吃鸡蛋，一元一只。三年里花光所有存款，《祖父的故事》就是为还
清出版社的支款而编起来的。

    没有“当前的现实”好写了。１９６０年还有情绪写大跃进。《你追我赶》在《人民文
学》发排后，为了某几个字句，他还会给千里之外的编辑部发航信、发电报，要求修改。现
在写什么呢？

    参与《红岩》的修改、加工，似乎释放了他一部分无处散发的写作热量。早在１９５８
年１０月，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到成都西门外沙汀家拜访。坐在房前的凉台上，沙汀拿出
重庆文联刚寄到的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献礼计划，指着其中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三人预备
合写“中美合作所”的长篇一条，说：“这可是个大题材哟！”

    这个选题原是以一本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做底子的。出版社跟沙汀一样有眼力，当
即决定去重庆约稿。到１９６０年初，小说初镐铅印了一百本征求意见，暂名《禁锢的世
界》。听说有人持否定态度，他拿来一气读完，发现它虽然粗糙，显然是一块璞玉，是有厚
实的加工基础的。５月，他把原订去武胜的路线改变了，先到重庆，征得市文联负责人王觉
和市委文艺处的支持，由林彦、向晓和作者之一的杨益言陪同，一块到市委机关的狮子滩长
寿湖农场去找另一作者罗广斌，商谈进一步修改的计划。

    他看到的罗广斌，是个放达、热情，说话诙谐的汉子。杨益益言则稳重、深沉。罗、杨
和因１９５７年鸣放的“错误”中途退出写作的刘德彬，都是渣滓洞囚犯中的幸存者，现为
团市委干部。他们在解放后做过几百场报告，对狱中的情况相当熟悉，写作情绪饱满。

    沙汀与他们当夜在农场招待所长谈。次日临行前又谈了一次。体提议加强许云蜂、江
姐、成岗等人的描写，不要坐在渣滓洞写渣滓洞。要从真人真事中跳出来，从单纯的“禁
锢”中跳出来，联系全国的形势。《红岩》的修改能打开局面，与他的这个思想有关。

    从长寿湖再返重庆，他让王觉、林彦向任白戈、萧泽宽（市委组织部长）转达他的建
议，给罗、杨充足的写作时间，让他们专门去北京参观革命历史文物，开阔眼界。然后，他
才放心地前去武胜进行他的访问。

    罗广斌、杨益言１９６１年８月带着在北京新改的本子返川。沙汀一拿到稿子，连读两
遍，发现改动很大，长寿湖夜谈提出的意见被消化得不坏。他于是主动表示愿意再详细提供
看法。这样，从８月下旬开始到９月，罗、杨每天或隔一两天，就来到他这时居住的新巷子
十九号谈长篇。总共持续了两个多星期。

    省文联宿舍新巷子十九号的前门，就对着布后街文联、作协机关的后门。两处都是旧宅
院，比较宽大。沙汀从西门外搬进十九号第二进正房，房前有一个小天井。已是酷暑天气，
三人围坐在天井一张木方桌旁，挥动扇子，一谈就是一下午。第一次谈，他就说：

    “稿子写得不错了。开头铺得很开，我原先怕你们后面收不拢，狱内狱外的交织写法驾
驭不住，现在看这个估计错了。”他掩饰不住对改稿的满意，决定逐章与作者进行讨论。这
天，对于第一章工人斗争的侧笔究竟应如何写合理，谈了很久。小说人物于新江，是回头看
到兵工厂的那场火好呢，还是看到岩石上映出的红色好。在把握艺术的含蓄、深刻的分寸
上，两代作者交换着意见。还有一些工厂的描写总感不真切，他建议压缩。后来作者把它们
大部分删掉了。

    以后的讨论，围绕江姐、许云峰的时间花费最长。江姐看到丈夫彭松涛被杀的告示，沙
汀认为写得过于冷静，应当允许妻子泄露感情。江姐用手拢头的习惯动作，他提出应挖掘不
同的含义。他认为小说中有些破绽，是因为对当时的经济生活、粮政兵役、社会风尚研究不
够造成的。谈到有人认为双枪老太婆的传奇色彩太重，和全书不太协调，他明确表示：

    “生活里本来就有传奇的东西，作品里为什么不可以有一点？何况读者的兴趣是广泛
的，有这么一点，读者面可能会更广泛些。”

    由于他的主张，双枪老太婆的情节在定稿时没有再更动。

    他与《红岩》和它的作者的关系，绵延很久。他曾给重庆市委写信，促成它早日出版。
在玉颀病重的情况下，读完《红岩》的电影剧本。１９６５年，他主持省市两级文艺部门总
结创作《红岩》的经验。这部小说的发表后来成为全国性的大事件，但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为
此付出的心血。

    他的精力还放在培养其他业余作者身上。这也是风尚如此。那次从长寿湖农场回渝去武
胜，大约住了两个月。选择这个生活基地，起因是这里的农民文化生活开展得好，是省里一
个典型。由重庆沿嘉陵江北上，过了合川，便是武胜。他到烈面、桥亭、礼安几个公社去参
观，辅导农民作者，帮助武胜建起全省第一个县文联。他不大住在县城垦，住的时间较长的
是烈面镇。

    烈面位于武胜西北部离南充不远的江边上。１９６０年春天，这里的“大跃进”余波未
尽，烈面区委的驻地人来人往不断，大家还有精力闹“文化”。沙汀在区的“劳武大学”做
过双百方针的报告。他喜欢烈面一出街便是生产队。这一次虽然不像以后再次来时，对他的
创作发生那么深的影响，但他结识了一批有性格的农村干部，与他们建立了友谊。包括烈面
的大队社书记、陈家大院的二麻哥、妇女干部陈秀碧、幼儿园老师曹惠芳等。这些人迟早要
走进他的作品。

    从武胜回来便去北京开第三次文代会。全国的困难局面逐渐明显，国际形势也是紧张
的。１９６１年３月，他接到通知，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日本开亚非作家东京紧急会议。
为了第二次出国，他穿上并不十分熨帖的西装。

    代表团团长是巴金。这个老朋友的早期著作在１９５９年前后受到一次粗暴的批判，但
看不出他有任何不安。他的真诚待人的品格一如既往。其他七人是刘白羽、冰心、叶君健、
李季、韩北屏、杨朔、林林。代表团负有严峻使命，团结亚非作家朋友，反对新老殖民主
义。纪律严明：不能单独出门，不能在室内谈重要问题，不记日记和不写家信。来回路经香
港都住在鹰天岭，从半山上可以俯瞰林立的摩天楼。在一次文化界茶会上，见到三十年代认
识的叶灵凤。叶告诉他，在港的作家每天至少要写五千字，才能维持一家生计。此地生活标
准与吃“无缝钢管”自然不能相比，反差之大，使他心里不太好受。

    东京会是在３月２７日开的。住过两处地方，后一处“福田家”是有名的和式旅馆，颇
有风味。讨论时，他同苏联的西蒙诺夫分在一个政治问题小组里。叶君健和这位留有小胡子
的《日日夜夜》的作者熟，戏称他为“西公”。许多外国作家都来询问中国的灾情。

    与巴金合作总是愉快的。他们共同拟定了代表团团长在羽田机场群众欢迎会上的讲话
稿。会议后半段，团里把他抽出来专门起草了两项发言。会后，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
（实际由我方负担费用），进行访问。在东京访青野季吉、土歧善磨，在镰仓访藤森成吉，
参加东京大学座谈会、宫本百合子纪念会，在内滩访问反对美军基地的农民，他都与巴金在
一起。日本友人热爱巴金，认为他有学者风度、长者风度。后来回国在广东从化作总结，他
和巴金的观点一致，认为不要把我们的作用夸大了。这两个人都不喜欢唱赞歌。

    解放以来，他和巴金的关系加深，起媒介作用的是每年都要开的人民代表会。从１９５
４年第一届开始，两人都是四川选出的代表。大会组织者总是把他俩安排在同一个房间住，
十年中毫无例外。难怪１９６４年报载巴金改为上海选出的代表，巴金马上来信说：

    这是我没有料到的，那么下次开会，我就不能同你住在一处了。这些年我们一直住在一
起，已经习惯了。①

    （第一次开人代会，巴金和我住在前门饭店的一个房间。《人民日报》的同志请他给副
刊写散文，我见过他写东西。他的床靠窗，我靠里面，睡得比他早，失眠。半夜里看他还在
写，改来改去。他写过一篇《数字的诗》，花了好多功夫琢磨，不是才子气一挥而就的。１
９５６年开人代会。李劼人也是代表，见了巴金便开玩笑：“老巴，把你的标点符号拿出来
请客！”意思是巴金写得多。一次谈起川剧著名演员寥静秋，廖得了癌症，找巴金在上海请
专家看过病。李劼人提议，我们三人联名给夏衍写封信，让给她拍一部《杜十娘》的舞台电
影好不好。李劼人从来痛快，说我来执笔，大家凑一封信。拟信中，巴金说，写上这一句，
现代的科学不能保留她的生命，但现代的科学还能够保留她的艺术！李劼人马上说，讲得
好！把这句话写进了信里。——沙汀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１０日讲）

    三人的呼吁见了效果。《杜十娘》在京开拍的消息传出，巴金写信来相告。廖克服了难
以想象的痛苦，拍完电影后即逝世了。巴金在《廖静秋同志》一文中继续发挥沙汀记得异常
清楚的这句话：“现代科学不仅保留了她的艺术，而且还保留了她那颗热爱艺术、热爱人民
的心。

    沙汀深感这位女性和“老巴”都比自己“硬朗”。近几年他逐渐进入老境，看到自己的
创作力有所消退，失眠、哮喘、肠胃失调等各种病症加重，他这个情绪型的人经常烦躁不
安。凡应做而未做的事，凡叮咛后做得不尽意的事，他都牵挂在心。有时会火冒三丈，刚冒
完火又立即失悔，想要找到补救的办法。他活得好累！正因为如此，他特别需要在个人外表
脆弱的生命形式中注入强韧。她从巴金的身上，便吸收了这种强韧的人格力量。

    他为巴金主编的《收获》创刊号写了《开会》，是一个区级干部误解和压服基层干部的
故事。１９５７年３月发表不久，编辑部将一封读者来信转给他，信中说他歪曲了干部形
象，弄得他紧张起来。人代会期间与巴金谈了，巴金说：“为什么不可以批评上级领导？编
辑部根本就不该把信转给你！”他心里踏实了。

    困难时期巴金两次去成都，都住在学道街张秀熟的院子里。那里有几座小洋房，周围有
点绿地。他一再交待巴金，外出可以要车子，巴金却总是步行，或坐黄包车。他常常带两个
最小的孩子刚虹、刚宜去看巴金，巴金很喜欢孩子。１９６１年，

    他还和玉颀陪巴金一同去自贡参观井盐，住在一个公园的招待所里。采盐的人，劳作苦
而生活豪放，自贡在困难中似乎也比别的地方吃得讲究。

    巴金对人的态度常使他敬服。朋友不论亲疏贵贱，都待之以诚。来京开人代会，他跟巴
金去探望受到冷落的沈从文。沈从文也跑到饭店来招呼他俩：“三姐派我来请你们去吃炸酱
面呢！”

    三姐就是沈夫人张兆和。一次深夜十点钟到沈家去，把已经睡下的夫人、孩子都吵起
来。沈从文的家虽狭小，气氛亲切，可以无拘无束地谈天。说起他的创作，巴金认为沙汀可
写长篇，沈从文却认为最好写短篇、中篇。都觉得写电影剧本不如写小说、诗歌能锻炼文
字。沈从文已经不写小说，但还关心地问，四川有些什么有前途的青年作家？大家没有隔
膜，也暂时忘却了政治，忘却了困难时期物质的艰窘。（你这个先前的“左翼”作家，能与
非党人士保持这样平等的关系，甚至乐于吸收他们的美好人格，可是难得。在正直诚实的生
活态度面前，我认为不分什么“左”和“右”）

    从１９６１年写完《夏夜》，他就搁笔，在考虑一个新长篇。主人公不是农民，而是抗
战大后方的知识分子，写他们几十年走过的道路。困难时期好像适宜这种题材的生长，他同
巴金、严文井都交换过意见。艾芜这年８、９月从北京接连来信也支持他：“解放前有许多
生活可以写，而且你也知道得很多，再加以有计划地研究，我想是可以写出非常好的作品”
①。艾芜听说他身体、精神均欠佳，便动员他按作协总会的安排，与自己一起下去走走。

    １０月初，两人在成都会合，踏上云南之行。四川的灾情已经显露，他称这两个月的远
游为“文化逃荒”。这是他第一次由川入黔，由黔入滇。作协总会派了刘真、林斤澜两位青
年作家相陪，兼有以老带新的意思。从昆明向西，乘长途汽车到保山，慢慢像是沿着艾芜二
十年代南行的路线走下去。经芒市到中缅边界的畹町、瑞丽。路上有时一日能遇到春、夏、
冬三个季节的气候。艾芜这时改变以休息为主的初衷，去陇川、章凤采访，搜集写《南行
记》续篇的材料，两人于是分手。

    他折回昆明，考虑心中的长篇，同时也惦记家中的玉颀和孩子。

    他在芒市给玉颀的信中嘱咐她：“公家照顾我的罐头，千万把它吃掉，不要为我保存起
来”，“既然并不限制干部到自由市场购买副食品，纵贵一点，也该适当买些来吃”①。在
贵阳，还关心女儿刚颀离家学习的情绪，说：“连小娃住托儿所，不是也将近一个月后才习
惯么？”②这个“小娃”不是泛指一般的小孩，而是特指他的孙儿，杨礼的儿子的。

    他的家庭生活在这个困难时期也不平静。不仅是金钱上入不敷出，玉颀提出想恢复上
班，主要是子女们进入成年，问题纷至沓来。

    杨礼早参加了教育工作，结了婚，玉颀要尽祖母义务，照管孙儿。两个小女儿刚颀、刚
虹的求学成了他的一块心病。１９６２年８月，他与任白戈、李亚群、戈壁舟一起去井研。
路过乐山，看望了刚锐一家。嘉乐纸厂已经老旧不堪。乐山去年每人每月只有三钱菜油，今
年算增至一两。他第一次见到的大儿媳的父亲便是去年死的，他听了觉得黯然，也想起了今
年２月大哥去世消息传来时自己的复杂心情。回到成都，正撞上一个女儿高考第一批发榜没
有着落，他的心绪坏透了，称这是“解放以来最不愉快的一天”①。

    他烦乱已极，靠编《祖父的故事》集子，大量读书，读普希金小说，读《水浒》、《紫
罗兰姑娘》、《歌德对话录》、《聪明误》来压制心火。对子女，他是很动感情的。他这些
日子会半夜从女儿落选的噩梦中惊醒。他感到自己软弱得无用。接到另一个女儿从重庆的来
信，他哭了。看曹禺的《胆剑篇》又哭了。第二天去读《安娜·卡列尼娜》，他总是随便翻
出一节从当中读起，偏偏翻到了安娜从意大利回莫斯科，与久别的幼子见面的那一章。他读
着读着，不断流下泪水。他其实并不老，离六十岁还差两年，但他感到这是不必去擦拭的老
人的泪。

    孩子的事其实没那么严重。两个女儿后来一个学医，一个学外语，都受到很好的高等教
育，只是他的情绪变得不安静。整个民族在思索受挫的教训，１９６２年也是他一段小小的
反思时间。文艺界这年春天，有周恩来、陈毅的广州会议讲话，大家的思想才比较活跃。写
知识分子长篇，帮助修改《红岩》，都寄托他写解放前题材的热望。他校读重版的《淘金
记》，读得笑起来，自己问自己：十二年来写得又少既差，怎么就把一副讽刺的好笔墨丢掉
了呢？

    他想起抗战中在重庆听来的一个真实故事：独山失守后，在一次聚餐会上，一些青年学
生纷纷报名参军，等酒醒后又都把名字涂了。这是一个短篇讽刺素材，名字可叫《独山失守
后》。他把故事轮廓和人物，习惯地写在一张随手拿到的废纸上面。

    过了几天，在省里听报告。一个专区调三十个干部去加强商业，其中只有一个党员，还
是个“前任党员”。他对这个绰号发生兴趣，想到一个讽刺当代干部的构思，题目就叫《前
任党员》。但是他对重新捡起讽刺小说来写，还是有顾虑。思前想后，还是搁下了。

    思想较前开放，障碍又没有全部消除，这就造成想写而没写的作品，日益增多。长久动
摇于写解放前与写当前之间，想写小说，也想写散文、创作谈、回忆录。这一年他调整生
活、调整创作计划的设想特别来得多。李劼人建议他全部改写“三记”，认为他的长篇本来
内容太密。他想起杨晦多少年前提过写《淘金记》下卷的意见。前几年，他考虑过将《还乡
记》作为基础再写它一两部。现在，他把知识分子长篇与《困兽记》的改写结合起来，得到
一个新概念：可以写一个三卷本的新《困兽记》。有一天，他甚至把一至三卷的要点已经写
在纸面上了。

    （解放后，你一直在三种创作计划之间翻筋斗。写当前，写解放前和扩写、重写旧作，
政治形势放松的时候，三种计划都来纠缠你，又突然发现，哪一种计划的执行你都没有准备
好。我的真切感觉是：三种计划在心里仿佛打了个难分难解的结）

    他的思想呈现为稍稍反省之后的芜杂。而他的身体、生活、工作，时时来打搅。为了哮
喘的加剧，他想把伴了大半生的烟酒戒掉，却并不容易。为了省文联的某项具体人事把他无
谓地卷入，他恼火地在心里喊道：“这是一种生命的浪费，可是，我已经没有多少生命能用
来浪费了！”①他感觉世界如果给他一丁点的安静，他便不至于垮下。这点宁静似乎就维系
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空间里。他在日记里写道：“再不给我调整一间房子，让我有个可以自
由活动的小天地，真有点活不下去了！”②浮躁不定的心绪持续地控制住他。靠摆谈，靠听
川戏，听洋琴，靠逛街、逛花会时不声不响地观察人们的装束、表情，想象其人的身世、脾
味、性格，靠大量服用安眠药强迫休息，靠去成都东山地区的省机关疗养地五福村独住，都
能得到一些心理平衡，又不能完全平衡。比较有效的方法还是重读名著，就像他酷爱一再修
改作品一样，托尔斯泰、契诃夫他可以一读再读。这能为他从自身寻找力量创造条件。他天
生不擅快速变更和移动。他是乡镇之子，习惯于滞留一处，静静地吮舔自己的伤痛。

    肯定要出点事情了！年末，传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的精神。他的写作计划没来得及
调整成功，便告失效。１９６２年，他没有写成任何一篇新作品。他交了白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