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等待他的是军管会文艺处的工作。一夜之间，他从旧政权的阶下囚一变成为新政府
的主人。从此，一个写农村小说的创作家将定居城市，成为一名半文艺官员。他来不及想自
己的地位有多么特别：解放区的文化人看他是国统区的进步作家，国统区的朋友视他为根据
地出身的党内干部。

    他先是借居在童子街十三号林如稷家里。那天，穿了一件下水多次的长衫，戴顶风雪
帽，到商业街原励志社，现省委驻地，向王维舟报到。王维舟正要去出席起义将领邓锡侯的
宴会，匆匆忙忙告诉他，川西党委已安排他去做文化接管工作。两人一同下楼，王用车子捎
了他一段路。在车上，王维舟盯住他瘦削少血色的脸，突然说：“共产党员可不能操袍哥
啊！”

    大概王维舟听信了关于他的一些传闻。而眼前沙汀的样子，除了没像一般场镇上的瘾君
子拖一双鱼尾巴鞋，其他也大致不差。难怪次日夏正寅来林寓探他不遇，留下的便条会问他
每日何时过瘾，以便适时来访。这真叫他哭笑不得。他向王维舟简述从青年时代起舅父便不
许他加入袍哥的家规。王微笑着点头：“为了隐蔽，在哥老当中混混是可以的，现在要注意
影响啦！”

    军管会文艺处设在学道街益都公寓。是前后两座三层的洋楼，中间夹了个天井。军管会
的负责人杜心源、张非垢欢迎他的到来。张非垢是熟人，鲁艺文学系第一期赴冀中的学生，
曾有师生之谊。他们已经为他安排好后楼二层的房间。又让他换上崭新的四个兜灰布制服，
好使他像个政府的干部。不过，他穿制服总是不舒坦，不如从睢水赶来的玉颀。玉颀换上列
宁装，辫子盘顶，戴上八角帽，是那么秀秀气气的。他尤其用不惯皮带，硬是要妻子用手针
改造了制服裤，装上一根松紧带。

    他在文艺处的工作并无名义，就是协助处长常苏民在成都文艺界联络。依靠原来的文抗
成都分会的关系，找了李劼人、陈翔鹤、陈炜谟、林如稷、邓均吾等老朋友，拜访了谢无量
等大学教授，召集会议，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讨论文艺政策，大致
就做这些事。大家的学习热情很高，起码在解放初期那种环境下，“洗脑筋”是在一种特定
气氛下人人争做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对他不陌生。集体主义、纪律性，他却需要有个适应
过程。１９５０年下半年与他一道工作过的李劼人大女儿这样回忆：益都公寓挂着军管会文
艺处的牌子，又办公，又是宿舍。我住在前一座楼的第一层，能看见沙汀夫妇住的后楼上面
的窗户。他不修边幅，头发从来没有理好过，穿衣服不能把扣子全扣上，不穿皮鞋，也穿不
惯制服。不大管事，就想写作，还鼓励我写作。给我看他的长篇“三记”，叫我帮他划出哪
些字太“土”。他对供给制不习惯，晚上常与玉颀到外面吃东西，或者搞个泥炭炉子（烧桴
炭），自己做了吃。①这种农民式的散漫自由，是思想改造的对象。而思想改造，已经是他
经常遇到的课题了。小说里土语土词用得太多，妨碍其他省的读者阅读，这是别人给他提出
的意见。他不能不检查，但骨子里何尝认错！一直到写八十年代几部作品，满篇土话，依然
故我。

    大约在进城不久，成都各界欢迎贺龙和周士弟的会上，刘盛亚邀沙汀一起到前面去敬
酒。因了一种复杂的心情，他迟疑了。刘盛亚可能把他的在场告诉了贺龙，不一会儿，就听
传来贺老总特有的高朗声音：“唉，沙汀啦！我们同打过几天游击，都不来见见面啦？”

    会场上顿时活跃。弄得他面红耳赤，只好起身走过去。

    到了春节，杜心源约他去省委探望贺龙。正碰上贺在接待起义将领董长安。客人一走，
会客室只剩下了他们，贺龙告诉沙汀，自己将去重庆，组织上也将派他去。这是一个意外的
消息。虽然真的执行是在半年之后，他当时的表情一定已经在告诉贺龙，他还是那个离开冀
中，一心想奔回川西北的作家，一个对行政工作无兴趣的文化人。贺龙当然也看出来了，但
没有当场点破。

    待到吃午饭，贺龙夫人薛明也在座。大家谈起敌后生活，贺龙终于风趣地冒出一句十年
前就可以说的话：“嗨，别人都是老婆跟着老公走，你呀，怎么老公跟起老婆走呵！”

    在食堂几桌吃饭人的哄笑声中，贺龙一语定音，把他离开延安的原因，公开挪到一个家
庭的位置上。这也是贺龙一贯的看法。他不能理直气壮地讲出回故乡创作的动机，那很容易
误解为不愿写解放区。也不能给自己安上“临阵脱逃”的罪名，那未免太严重。就这样，沙
汀在解放后遇上的第一个需要解释的“思想问题”，由贺龙这样解了围。

    一二○师的战斗剧社大部分已经是新同志，但他们几乎都知道沙汀，读过他描写贺龙的
那本书。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位小青年兴冲冲取来一本大连大众书店出版的《随军散记》。
这样署名的版本，连作者都是第一次见到，就像重见失散多年的一个孩子。林如稷当场把这
本小书抢借去，筹划资金，亲写序言，由他父亲题签，恢复了《我所见之贺龙将军》的题
目，很快自费翻印出来。林如稷满有信心地以为这本书会畅销，他忘掉了新社会的书籍事业
已经由国家统一管理。川西的宣传部门对解放之初用一本书来宣传贺龙是否适宜，根本做不
得主，提出要请示上级。书被扣住不得发行。林如稷的热情被浇上了一盆冷水，弄得狼狈不
堪。

    紧接着，沙汀请示川西党委想利用一二○师和晋绥军区干部都在成都地区工作之机，组
织两三次回忆关向应的座谈会，结果也受挫。他是想到丢失的笔记本，有意重新搜集这位贺
龙战友的材料，来写一部书。这个申请未说明任何理由，便被否决了。很长时间他想不通，
朦胧地感到有一种巨力在约束着、规定着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所谓党的纪律，他已
经生疏。他提醒自己，这是长期在农村散漫生活中淡忘的，灰布干部服还要穿习惯才好。

    新社会更多的时候给他带来的是荣耀和责任。他与贺龙的关系令人羡慕。不久，他的党
员身份，又由日夜操劳国事的周恩来亲自批示徐冰加以证明。文管会得到川西组织部门转来
的北京材料，支部的几个人跑到他的二楼房间来，带点狂喜地交给他看。在刚解放的人们眼
目中，一个同周恩来、贺龙一起工作过的人，地位是很高的。徐冰在材料末尾写道，因该同
志长期不过组织生活，应加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别人就不大会注意此点了，只
认为他是一个老党员、老革命作家。

    对于家乡的人来说，他等于出山作官了，纷纷来寻他谋事。萧崇素、何成瑜先后进入文
艺处和川西文联。解放前“保护”过他的睢水乡长萧文虎、永兴乡长熊仁卿，也跑到成都来
找他，却被他劝说回去。后来多数的“保护人”被镇压了。特别是秀水的谭海洲，据说枪决
前游街，还念着他的名字骂。

    （你听到这种消息，作何感想？这些人大部分成为革命对象，本在意料之中。不过，初
听到他们的结局，心里的感受还是挺复杂的。后来你对他们的后代一个个都很关心，帮谭的
幼子上大学，介绍邹家抱房主人的弟弟从事地质工作，是不是存了一个了清宿债的念头
呢？）

    家乡找来的人多了，引起他的烦恼。接收周光复就冒了风险。此人一直进步，１９４９
年受到压迫跑到成都，被安县的党棍扭住不放，做为权宜之计，参加了一期“游干班”。他
并没有隐瞒这一次“失足”，老老实实交待了。陈翔鹤也信任周光复，两人做主把他接纳进
文管会。

    不过，当周光复又要介绍原汶江小学校长刘逊如来时，沙汀实在火了，吼过一句：“这
里又不是安县同乡会哩！”到了肃反的时候，周光复被捕，后保释出狱病死。虽未查出参加
“游干班”之外的其他问题，对他不管一个人的政治经历，只问自己对人的了解的“天真”
想法，无论如何是个不小的警告。

    他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还不大适应新社会，虽然他是个老党员。

    成都附近的石板滩发生暴乱，损失了一个工作队。人心不稳，有人劝他搬出文管会，也
有人脱下刚穿不久的军装。他却想随剿匪的部队去采访，被劝阻。后来又提出一个集体创作
剧本的方案，得到支持。这样，文艺处讨论了调查提纲，派周光复和一个农民业余作者一起
赴石板滩访问了十天，回来后由周执笔，他一场一场修改、加工、定稿，一个月的功夫写成
了。可惜没有引起什么注意。一册油印本只供传观，没有排演，也没有发表，就流产了。这
唯一的一次剧本创作，使他摸到了解放之初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动态，为他以后刻画合作化
的干部提供了早期材料。

    接下来筹备川西文联。他怕长期脱离写作，先讲好了条件，文联成立后让常苏民、陈翔
鹤主持常务，他即退出。当时川西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杜心源去访问苏联，由身材魁伟的郝德
青秘书长负责领导。郝对人诚恳谦和，与某些南下干部的骄傲粗暴不同。文联机构是文学、
音乐、美术、戏剧各方面人士都要安排的，为了一个川剧著名艺人的问题，沙汀与市统战部
长争论得面红耳赤，分毫不让。郝很有耐心地在一旁听着。

    沙汀对统战工作一向看得比较远、比较宽。１９５０年１月，他和我都在文艺处，同时
在四川大学中文系兼课，他教现代文学作品。那时，林如稷对征粮措施不理解，当着我俩的
面说过怪话。我说，你怎么这样讲？你要当伯夷、叔齐吗？沙汀劝我说，都是老朋友，他是
一时冲动冒出一句话来，不一定是他的本意嘛。

    ８、９月，他安排川西文联人事，提名川戏男小旦周慕莲。别人反对，说是周名声不
好。他说：玩弄、欺辱旧艺人是旧制度的产物，我们只能谴责军阀官僚，不能不同情艺人。
如果周慕莲川西文联委员当不成，要提名他当西南文联委员！沙汀这个人就是这股子脾气。
①郝德青欣赏沙汀，最后总是支持他的提议。沙汀负责起草川西文联大会的主报告，为了四
川“戏改”究竟是以京戏为主，还是以川戏为主，他与文管处的白紫池展开激烈争论。白认
为京戏已成为全国性剧种，成都正在上演老区带来的新编《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
《红娘子》，大获成功，说明它能容纳内容进步的新脚本。沙汀从个人感情出发，鼓吹只有
川剧才是四川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现在只有《小放牛》好演，就因为外省同志听高腔不习
惯，我们抓得也不好。他说得激动时，竟站到椅子上去。他的地方性爱好的热情，把白紫池
都感动了。后来沙汀在成立大会上宣读报告，戏改部分的反应最好。

    上级答应他从川西文联脱身，原是要他去筹建一个更大的西南文联，贺龙去重庆前向他
透露过。西南局这时下了调令，区党委通知他动身，却被他十分干脆地拒绝。理由是熟悉川
西社会，想留下来搞创作。第二次调令下来，他不理，又来了第三次调令。他预感到如果走
上西南文联的领导岗位，行政组织工作和他的创作的矛盾将会永远附在身上。对着好脾气的
郝德青，他仿佛挣扎一样，滔滔不绝地说开了在川西坚持创作的愿望。郝不动声色，只讲了
一句：“同志，这是西南局第三次调你到重庆啊！”他心一虚，垮了下来。

    这件事不知怎的传到了北京。两年后他被派与马烽一起赴东德访问，马烽开他的玩笑：
“你连重庆都不愿去，大家还以为你不肯出国呢！”

    １０月，邵子南到成都专程来接他，他只好将全家迁移。玉颀也不愿到重庆定居，大约
就从这个时候起，她的身体逐渐坏下去，胸口疼痛潜伏下致命的病症。在山城，从西南局宣
传部长张子意以下，大家都亲切接待他，好像事先商量好似的，谁也不曾批评他的无组织行
为。西南局组织部长张际春知道他有胃溃疡病，在一次会前，还劝他多吃软食。因为事先确
定了西南文联和重庆市文联是一套办事机构，西南文联在组建中也受市委的领导。所以市委
宣传部长任白戈兼了文联主任，沙汀是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这正是再合适不过的搭档，
而且艾芜已经在市文联里。同这两个朋友合作是令人愉快的。

    １９５１年我从川西文联调西南文联，又与沙老在一起。机关在新民街离“解放碑”不
远的一座院子里，原是军阀的洋房，石头铺地，正中一幢三层楼房，旁边一个相连的院子还
有座小三层楼。沙汀一家便住在这小三层的二楼，一大一小两间屋。沙汀夫妇住小屋，他岳
母领三个孩子住大间，只杨礼不在身边，刚宜四岁，有个吴嫂管家。

    沙汀一直瘦削，嗓门很大，容易激动，吵架没心，人是正直的，毫不虚伪。四川人爱发
急，爱摆龙门阵，幽默，他都具备。他对解放后的新鲜东西不能一下子接受，自己开伙，不
吃食堂，对机关生活也不适应，总提出要去农村访问。

    黄玉颀这个时期参加工作，我们俩都在《西南文艺》编辑部，她做编务。她心情不好，
“抗大”、“鲁艺”出身的，都成了干部，她却连党员都不是。人是很倔强、很自尊的，也
会与人吵。但沙、黄两人的关系极好，夫妻吵架，最后总是他让她的。①说起来这年玉颀还
没到四十岁，她的微突的额头和笔直的鼻子还是显得那么高贵，不像是个钻了十几年山沟的
女人。头发梳理得顺贴，发着光亮。说话的嗓音十分细小。对于许多沙汀的朋友，她是个娇
美的女主人。但是渐渐地，她总在他耳边说，她对邵子南的倨傲很反感，有意见。

    这位与沙汀共事的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兼文联党组书记，他们１９４６年便相识了。邵
是《新华日报》的记者，也写小说，《李勇大摆地雷阵》是他的大众通俗作品，解放后一时
在全国产生影响。邵子南直率，为人粗疏，在当时那种尊重“开国功臣”的环境里，他处处
流露出以解放区有成就作家自居的态度，慢慢引起沙汀、艾芜的不满。

    艾芜这时已从张家花园孤儿院的茅草房里搬出，按理邵子南应当对他有个好的安排。可
沙汀第一次分别拜访艾和邵的住处后，他的腹诽便开始了：艾芜住的楼房，房间昏暗而窄
小，从写作环境上讲，比草房都不如。而邵子南的洋楼却是亮亮堂堂的。

    这究竟还是小节。邵与沙汀、艾芜最大的分歧是如何看待国统区的作家。邵主张首先加
强思想改造，然后才能写作。沙汀强调让大家写，写出来如果不好，批评它就是“改造”。
这里当然包含自己的一份心理：解放区作家由歌颂解放区到歌颂新中国，是顺理成章的，而
自己从暴露旧社会急剧过渡到歌颂新社会，将放弃掉熟悉的生活、语言和思考方式，谈何容
易呢。

    终于，在一次文联党组会上，沙汀婉转提出希望邵重视党外一些资深文化人，他还举了
几种例证。不料邵大不以为然，两臂一抱，笑道：“这点责任我还撑得起！”

    这给沙汀的印象很坏，矛盾有了公开化的趋势。西南局宣传部发觉后，召集了一次党内
会议，尚未解决党籍的艾芜也应邀列席。大家对邵子南自命不凡和主观主义当面进行批评。
艾芜说他因为苦闷，曾经气愤得想自杀。沙汀谈着谈着，落下了泪。

    那时候，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这个“生活会”开得比较及时。邵子南犯的是普
遍存在的以“解放者”自居的毛病，并不一定是他一人专有。他在创办通俗刊物《说古唱
今》等一系列工作上，倒还是支持了沙汀的。邵子南在批评会后调离文联，去市委办公室出
任新职。１９５５年末邵去世，他还写过悼念文章。

    他开始解放后最初的创作。《到朝鲜前线去》、《控诉》、《母亲》都是反映现实的，
视点换成了城市，他不十分习惯。成渝铁路的修建是一件轰动全川、全国的大事，重庆市文
工团石玺在创作一部多幕话剧《四十年的愿望》，他参与了修改、定稿。文化部很重视这部
作品，曾调到北京的戏剧研究所由洪深老夫子指导加工。为了剧本没有正面反映部队对修筑
成渝路的贡献，贺龙激烈地发过脾气。这个剧的命运比那个写石板滩平叛的剧本稍好一些，
１９５２年９月正式上演了，但随后也就收了摊子。沙汀当时还不能思考其中的缘故，或者
就是思考了，也会认为现实斗争是伟大的，主要是作家的思想还跟不上。

    他比较能体会的是身处领导岗位，创作欲望不得伸展的苦恼。当时，著名作家都被安排
公务，是一种信任。艾芜被任命为重庆市文化局局长，后兼市文联主任。李劼人当上了成都
市副市长兼川西文联副主任。组织上还准备安排他作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文化部副部长。

    艾芜的局长、主任纯属挂名，一天也没有真正做过。但重庆郊区搞土改试点，艾芜却马
上参加了。１９５２年去北京进行文艺界整风学习后，因为全国工业建设铺开，艾芜主动要
求去鞍钢体验生活。沙汀对老朋友软件“抵制”的一套办法实在佩服，但他做不到。他接了
工作只会认真去做，虽然他的写作欲望与艾芜是旗鼓相当的。他心里对艾芜还有些不解：怎
么能那么痛快地离开四川呢！

    １９５１年３月中旬，他争取到了一个参加土改的机会，到重庆附近巴县界石乡生活了
三个星期。他住在界石的海棠溪，也到茶店、腊梅、同兴一些村子去访问，参与说理斗争、
评产、分配土地的活动，听过几次全乡性的汇报会。一个依农村为命的作家，迫切想看看这
场暴风雨般的斗争会给家乡土地带来什么变化，特别是人的变化。

    他看到熟知的乡土社会结构已经大变：过去乡村有权势的人，大多萎靡不振，正如从前
农民见到他们时的情境一样。而农民或是已掌权力，或是背后凭靠着权力，表现出一种充满
自信的乐观态度，而且喜欢讲开心话。他敏感地注意到：“一般老年壮年农民似乎特别喜欢
哄笑”。①在海棠村分配土地的那一天，早年远近著名的歌手、种田的好把式、半盲的老人
朱远清也摸来了。他一进小学校的教室，满屋的人都开他的玩笑，问他从前见了地主那么胆
小，现在分地怕不怕？

    “怕啊！”沙汀听见老头子故作“发愁”的神情说，“怕他的地分不到我手里，叫你们
分光喽！”

    五十岁的钟老太太扭秧歌舞成了狂热分子。照规矩，此地的山歌是插秧季节唱的，但在
没收地主浮财的那一天，漫山遍野响起了山歌声。这歌声传出的情绪被他捕捉到了。１９５
２年７、８月间，他又争取到去成都石板滩参加了一期土改。上级只同意他到川西地区，没
有批准他回安县的要求。起初他很感不快，知道这是因为安县的亲戚故旧中多有地主，不宜
派他去。他有写一部土改长篇的计划，想到石板滩是华阳、金新、简阳三县交界地带，历史
上有名的土匪区，解放后爆发过叛乱，自己已经有所了解，这次工作团团长又是郝德青，省
里李井泉亲自蹲点部署，深入下去一定可以有所收获。这样一想才释然了。

    石板滩果然复杂。这里要先打政治战，纯洁农会组织，帮助参加过叛乱的农民“洗脸擦
黑”，一边肃清反革命，一边搞罚赔、查田、没收、划阶级成分，还要抗美援朝，增加农业
收成。

    他兴致勃勃地访问、开会、看材料。他的笔记里有各种标题，“仁和八村７月９号事
件”，“西河乡贫雇农大会诉苦”，“参军运动在新都土改区”，“龙王乡红豆村农会问
题”等等。他现在保留有在石板滩的日记，记载得十分精细：这里男女关系很严……雇工林
大兴，十多年前拐走一名妇女，早已经合法化，但现在还有人以此作借口反对他当代表。虽
然觉悟程度不坏（７月２１日日记）。

    （蓝麻箍）他的悭吝是可惊的，一顶开花瓜皮，有一回在茶铺喝茶，太热了，揭下来搁
在桌子上面。而在他走的时候忘记了，茶堂倌看见那么样烂，于是顺手扔在毛坑边上。但是
这个举动未免奢华，蓝麻箍隔了一夜，跑了十几里路，从毛坑边上捡来他的帽子，抖抖灰又
戴上。一个工人形容他说道：“他就有这么狠，买豆腐他要打边上的，还要估倒搭两根葱
子！……”（８月１３日日记）。

    这个老家伙就有这么顽皮，当一佃户指责他退佃时，他竟然公然辩驳，“你不给上够租
子啦！该没有冤枉你哇？”另一个说他田一买到手就加租加押，而他也有他的理由，说：
“价钱你知道的，我买得贵呵！”……最后，把他罚跪在一边，让他反省。但一转眼，却又
弄花头了：四足长伸好使膝盖离开地面。而这么一来，他就再跪多久也不怕了。当那些外乡
佃客离开的时候，他更出乎意料，笑嘻嘻的望其中一个说道，“你们说完了哇？”后来他又
四处寻觅他的帽子，寻到后又慢慢用袖子揩去灰尘。最后散会了，他爬起来的第一件事，向
一个农人走去，要回自己的水烟袋，揣在怀里（７月３１日——８月４日日记）。

    （你有没有发现？你记下的地主要比农民生动得多！对于粮绅，你能注意到他们的细
节；对于农民，你多半想抓住他们身上新的东西，但并没有抓到多少。在艺术感觉上，我承
认我还是对旧的敏感）

    他有意多观察新环境下的农民。和海棠溪农民一样，他们脸上的表情变了。几次参军会
上，报名的青年“在掌声中站起来后一句话也说不出，就只带着幸福的和害羞的微笑”（７
月２２日日记）。上台戴红花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显出一种尊贵欢欣而略含矜持的表情”
（７月２７日日记）。

    但是他比在海棠溪看得深了。他看到一般农民参加土改的动机是多面的。他参加乡农代
会小组讨论，听许多人踊跃发言，提了各种挤出地主隐藏财物的办法，“我自觉到，他们之
所以这样勇敢而又精明，其动力正是他们本有的自私心在那里起作用”（７月２８日日
记）。

    他想起前几天胡愈之来谈川北土改的情况，那里有些“积极分子”分到田和浮财后便不
管村政权的事了，只愿埋头种庄稼。晚上回到住地与郝德青谈起这个感想，沙汀说：“这个
县里有许多路工，我和他们接触过，认识比一般农民高。他们长期集体生活，见过外面的世
面，养成一些工人的品质。将来的政权能不能寄希望于他们呢？”郝德青一向注意听别人讲
话，他这时坐在沙汀的铺位上，深沉地摇摇头说：“一回家就变了！同志，教育农民是一件
长期的工作。”

    这次讨论给他以启发。接下来两天下雨，他坐在屋子里看报告，做摘要，思考怎样来表
现农民。他觉得他已经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感觉了：农民在运动中的作为，并不怎么出乎意外
和不可想象，我们很可以根据他们本身的特性，在一般政策、形势之下，作出种种合理的推
论。这是顶重要的，因为它使我获得了自信，可以大胆使用已有的知识和表现能力（７月２
９日——３０日日记）。

    他初步考虑通过几个家庭来写这场农村变革。这不能是单线条的，要包括一个乡指挥部
的工作，两三个村子的动态、偏差，而描写农民的勇敢行为要注意是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下形
成的。他自己在冀中部队和睢水乡下的不同关口，亲自体验过勇与怯的心理可以交替出现。
他懂得“勇敢”总是相对的，他不想单面地来写农民。他已经预感到这里面的困难。他在日
记里写道：

    首先是人物问题。我该怎样来表现所谓新的性格呢？

    在偶一想到的时候，我常常感觉到：茫然！这大约是因为我也同样把新字啃得死，而没
有这么理解：新的是旧的发展来的。

    他熟悉的是旧的，想起《困兽记》里的冯大生：如果把冯大生那样性格，那样遭遇的
人，搁在目前的条件下来，难道我不会写出一个解放后的新的农民来吗！这显然是可能的。

    他在给自己鼓气，想找到一个熟悉旧世界的作家如何表现新世界的立脚点。如果冯大生
参加土改，带着一种对霸占自己妻子的保队副的私人憎恨，这种强调性的描写是可以的吗？

    一定程度的强调是必要的，因为它是一种动力。因此，与这个相联的，那种实行了报复
的私人的快感，也应该表现。

    他还为自己的小说形式规定了与新人相一致的特征：这些新的人应该也多半是行动的
人，真诚的充满信心的人，因而应该以动作、场面为主（以上均为８月７日日记）。

    但是这部设想得如此具体入微的土改长篇，终于没有动笔。回到重庆，“三反”、“五
反”运动尚未结束。受他尊敬的谢无量先生在成都挨斗，令他惊异。李劼人常对他讲起谢先
生的厚道、书生气，不知理财的特点。以谢在旧中国的声望与交游之广，家里有几件古物，
是很寻常的事，结果叫“双毛辫”（李劼人称刚工作的女青年）扭住不放。后来是陈毅出面
保护，才把谢调入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教书。他不理解谢无量受冤，但领导文联机关“打老
虎”，还是不遗余力。平时的“浪费”，受了“运动”气氛的感染会演变为“贪污”，他所
搞的“贪污”案也就不能不扩大化。他还要在内部检查官僚主义。从去年５月全国讨论《武
训传》，年末展开文艺界整风学习以来，“检查”不断，他的创作自信已经不牢固，或者说
需要重建。在石板滩已感到的对写新农民没有把握的心思，越发加重。不能把农民写得比工
人完美，也不能“泄气”，这太难，了。他想起去年１０月纪念鲁迅诞生七十周年时写过的
文章，用检讨的姿态谈过去的创作“暴露过多、光明太少”的毛病①。可面对刚刚“解放”
的农民，发现自己的思想调整远没有完成。他不知道光明的颜料应如何调制，如何涂抹。他
的笔提起来，却在一个绝好的题目面前凝住了。

    他还不习惯表现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