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９年４月在他们动身回延安的头天晚上，贺龙肩头挂着电筒来看他。贺从身上取
下一支日本自来水钢笔，说是滑石片战斗得来的战利品，送他当作纪念。谈话少有的不起
劲。后来贺龙懒懒地仿佛自语一样说：“没等到白洋淀螃蟹上市就走了。”刚说了一句，又
落在沉默里面。只有谈起将来的局势，才使气氛稍显活跃。

    这时贺龙说：“最好把家里的事情弄清楚。”（女人与革命的矛盾，贺龙也是这么想）
“你一定来，我们还要捅到关外去呢！”

    第二日黄昏，响了一整天的大团丁村争夺战的大炮声和机关枪声刚刚沉寂，沙汀他们得
到通知，可以出发了。他赶到司令部去辞行。贺龙手执一段红蓝铅笔，绕过擎着蜡烛、展着
地图的参谋们，走到房门边与他握手作别，随即又匆匆退回去察看地图。

    “路上当心些呀，老沙！”五个月来紧紧吸引了他的一个人，从地图上抬起身，大声加
上这么一句。

    附近的几个村子燃着大火，火光冲天，景色是分外庄严。沙汀怀着一种矛盾的心情，离
开了他。

    这支回延安的队伍，比起来时要小得多。沙汀，其芳，与“鲁艺”七八个学员，冀中军
区政治部一些去延安受训的同志，总共四、五十人，由一连武装人员护送。队伍的总领队姓
李，当过教师，是三纵队政治部组织部的负责人，是个很有经验的知识型干部。还有一位以
骁勇出名的曹大队长，一位姓姚的行伍出身的参谋。沙汀以客人身份参加队部会议。加上其
芳，这些人的性格、面影，后来都进入一部叫《闯关》的中篇小说，又名《奇异的旅程》。

    这个回程也确实奇异。４月出发，足足走了两个多月。单是过平汉路，在铁路附近的三
十里以内的地区，就转了一个礼拜。有三次已经离铁路只有七、八里远了，仍要退下来。

    因为情势与来时大变。沿线的碉堡增加了，敌人分区扫荡，日军头目寺内恰在附近阅
军。过去的一条交通要道，在友军往路西溃退时暴露，被机关枪日夜封住了。现在全靠“护
路村”的村长、乡亲们“护”着这支小队伍，巧妙躲开出击的敌军，寻找飘忽不定的可以依
仗的我军和游击队。“强制通过”，怕损失了人。化装成老百姓通过吧，沙汀同意，领队的
却坚持要用部队护送，并负百分之百的安全责任。军人的自尊与文化人的灵活，显出了不
同。（读你的笔记，觉得你对知识分子与工农出身的军人之间的关系，开始是抱“平等”态
度，认为是可以“互补”的。写《闯关》的时候，我还有这个意思，但自省自责已经增加。
这条抛物线过了顶点，再几十年一直往下落，直落到认为自己满身是“罪”）

    部队终于想出了办法。他们在拂晓前潜伏在离铁路一里半的土岗上，两个钟头里没有声
息。男人也不避队伍中的女同志，就蹲在地上撒尿。太阳初升，得到一夜未眠的鬼子已经去
睡觉的情报（有比敌人睁得更大更大的眼睛），他们就迅速穿过一条村街直扑铁路。村民们
拥塞在村道两旁，照样出来看过兵。一个高身材的老头，张开缺了门牙的嘴，对沙汀笑嚷
道：“他们不敢出来的，同志，沉着气走好了！”急促的行走使他咳嗽，钻过铁路桥后，一
种紧张后的愉快攫住了他：“鬼子到底是聪明还是傻瓜？他们一个通夜不睡觉为的是什
么？”他突然获得了幽默。

    然后是重过同蒲路，正碰上敌人扫荡曲阳、盂县及汶水、交城一带。周围成了沦陷区，
游击队引导他们在山沟里“混钻”，一夜走一百五十里路。

    沙汀看着领路的老乡，思索中国农民的性格、德行和他们在战争舞台上的表现。特别是
华北的老乡，像白杨树一样直率、真挚，他们与阎锡山防区的农民，与川北故乡的农民，同
样质朴，但又显出经过战争锻炼后的进步。军队找一间屋子住，哪怕是一般的地主家，也不
会让你吃闭门羹的。拂尘，敬茶，甚至还有枣子酒、柿子酒吃，像招待新女婿一样。在一定
的政治训练下懂得动员起来出担架、募集慰问品、破坏敌人道路，做八路军的耳目。

    他还是经常看到此地农民与四川农民一样，有保守、自私、狡猾、贪图实利种种弱点。
一个衰竭得也许明天就要死掉的老太婆，还能用一双锐利的眼睛监视他选买桃仁；老百姓不
相信台上表演的战士会是女人；房东女主人明明有碗，却支使他们去向她的兄弟借；五十几
岁的人，很“明白世事”地问他，四川是不是还由吴佩孚当督军？一个村民，分明房屋后摆
着大筐枣子，但抵死说他没有，……他在行军日记里详细记下了所见北方三省的农民，愚昧
与诚实同在。由此联想到封闭环境下人的落后品格，如果没有历史带来转机是很难改变、重
塑的。而在民族解放战争中，陕北、晋西北、冀中，已经出现这样一支农民，一批贺龙式的
农民领袖；在川西北，却仍然活动着联保主任一样的人物。

    队伍从山西兴县的黑峪口过黄河，经府谷、神木，兜着圈子，于７月１日抵延安。黄玉
颀记下了这一天：要到来的幸福终于到来了！——青同何已于１日上午十时归来——我几乎
不相信这是真的，我怀疑我在作梦，我和青走在一块也好，说话也好，总疑心是在梦中。

    啊！幸福终于没有拒绝我，终于到来了！现在是放了大半条心，所挂念的就只有孩子和
母亲。①沙汀在玉颀的爱恋中感到微醺。不过，一涉及创作，他就变得很固执，坚持一定要
在延安乘着印象鲜明，把贺龙的书写完。只有写完了，才能考虑回川的问题。

    延安城内已被炸平。一个个单位挂个牌子在那里，组成象征性的街市，实际已经迁出
了。“鲁艺”还在北门外。沙可夫、吕骥７月５日带着一批学员去晋东南太行山区建立分
院，在乱坟堆边的空场上开欢送会，同时欢迎沙汀等返校。上前方的人拿起一本书喊：“我
超重了，谁要给谁！”书是珍贵的东西，马上便有人伸手接过去。

    沙汀想起记忆犹新的前方日子，他还沉浸在兴奋中。在没盖好的礼堂，由他报告赴前线
经过，大讲了一番贺龙、白求恩。

    ８月初，“鲁艺”搬到桥儿沟去，何其芳有了长期留下来的打算。他和沙汀的工作对
调，由他在萧三之后担任文学系系主任。沙汀一面教“名著研究”课，一面全力写贺龙。

    桥儿沟在东门外。过延河，走飞机场，便进沟了。原本是党校校址，后来被工人学校、
短训班使用，现在与“鲁艺”对调。废弃的天主教堂早做了礼堂。“鲁艺”周末跳舞，“鲁
艺”歪戴帽，这两件在延安都颇享盛名。这里包含搞艺术的人讲究美，也搞自由主义的意
思。

    东山是“鲁艺”自己开的，文学系、音乐系、美术系的教员都住在这里。一共三排窑
洞，沙汀夫妇、何其芳、苏灵扬（周扬住在教育厅所在的安塞）、严文并、蔡若虹夫妇、冼
星海夫妇都住在第二排，相依为邻。冼星海表面木讷，不善谈，一指挥唱歌就完全换了个
人，热情奔放，能变出各种花样。他把“鲁艺”师生鼓动起来，在运动场上教《青年进行
曲》。等沙汀回到延安，他的《黄河大合唱》已经完成，“鲁艺”组成了跨系的大合唱团，
来表演这部作品！冼星海曾一连三次邀沙汀去听。

    广东人和四川人都出名的讲究吃，陕北人不吃“下水”，冼星海便买来大嚼，沙汀吃过
他好几次猪肚儿炖肉。冼夫人钱韵玲还在窑洞前收拾块空地养鸡。据说除了吃，还为听雄鸡
啼唱。冼星海操着广东官话常说：“要吃好点才有精神工作啊。”他工作起来几乎是拼命，
除了上课，整日伏案作曲。一部大作品，一写七八天不歇气。这时在写《民族交响乐》，告
沙汀说到延安以后，已写坏几支派克笔。钱韵玲生他们唯一的女孩妮娜时，东山上的“太
太”们，玉颀、灵扬都赶去帮忙。冼星海也在场。钱痛得最厉害的时候，钳子一样抓着丈夫
的手臂，冼直喊“吃不消，吃不消”，产妇挂着眼泪都逗笑了。①

    沙汀觉得冼星海也是他所认识的一个“天真”的朋友。他从他忘我的工作热情中得到激
发，日夜赶写《贺龙将军在前线》。

    这部作品的工作方法，对于他也是新鲜的。过去写四川故事，他是凭回忆搜寻、提炼细
节。现在有了一本厚厚的贺龙文学卷宗，这里的贺是“活”的，他再编不出比贺龙自我表现
来得更好的语言、动作。那些随军记录已经过他的一次选择，现在，他只是按照报告文学表
现人物的需要，再加一次精选：对贺龙的言行进行整理和加工，删除不少重复的材料，把他
的性格、气质、风度的各个方面，按照一条练子加以组织编排。这条“练”，便是他自己随
贺龙去晋西北、冀中两地，从出发到离别的认知过程。这种有作者自己参与的表达方式，对
于他来说，是少有的。但在这里很适用：不断地认识一个人就不断地展示一个人，不断地展
示一个人便加深认识一个人。这样，“我”便无处躲藏。

    我应该极力避免自己以及别人置身其间，但却又得使它不致呆板单调。①他虽然尽量节
制，《贺龙将军在前线》的前三章在《文艺战战》以《到华北前线去》的题目发表，从一开
始便逃不掉那个“我”——全书的总视角和叙述者。整个作品也由此洋溢起热情，“我”的
热情和贺龙的热情，成为在沙汀作品中少有的感情外溢的作品。

    （你说得对，早期的小说与后来的散文，你都不是客观冷静的风格。这时的“我”是比
较放开的。五十年代我按照文学要反映“本质”的观念，实际是“为尊者讳”的传统观念，
删去许多无顾虑的语言，使贺龙变得“干净”。到了“文化大革命”，又成了为贺龙“树碑
立传”）

    到１０月２５日，这部用小说家雕镂人物的深沉笔力写成的长篇散文，终于完工。因为
政治上的缘故它有许多名字。在香港《星岛日报》发表时，题目变成《Ｈ将军在前线》。１
９４０年出单行本时名为《随军散记》，有个长长的副题：《我所见之一个民族战士的素描
——他在前线的生活，他的经历和他的故事》。１９５８年修改后，易名为《记贺龙》。

    这本小书的写作还未结束，玉颀就“病”了。主要是妊娠反应强烈，思乡、思母、思
子。苏灵扬也怀了孕，两人都想吃奇里古怪的东西。可是延安没有，便在窑洞前放个小板凳
唠，玉颀想吃的是四川榨菜，她变得更娇了，沙汀一不在窑洞，她便四处找、喊。戏剧系的
学员很调皮，他们学她找沙汀的样子，表演得维妙维肖，引起大家善意的哄笑。玉颀不断提
出回川的要求，沙汀陷入长久的思想斗争：离开延安似乎是一种思想退却，但玉颀的样子实
在令他心疼。像她这样非职业妇女跟着丈夫来延安的，当时并不多见。一年的时间已经很难
为她了。自己的创作念头多半萦绕在故乡，这很难明说，即使是多年的好友如周扬，也不能
全部理解他，这在内心是很苦的。

    在文艺思想上，他也觉得与延安的某些主流理论不合。回来不久，中宣部召集一部分去
过前线的文艺家谈收获。有人大谈“旧瓶装新酒”，用卖梨膏糖的小调演唱，群众如何如何
欢迎。沙汀很不以为然。轮到他发言，他有点故意煞风景地说：“一二○师经常打胜仗，我
到前线去只打‘败仗’。为前线写作并不容易。”

    “鲁艺”文学系在陈伯达来讲演不久，专门讨论了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张庚、萧三强
调几千年的文化遗产的精华和民间创作的重要，沙汀、何其芳起而反驳，认为仅仅强调大众
艺术，会“降低艺术水准”。结果被扣上“将艺术脱离抗战，脱离政治”，“新的艺术至上
主义”的帽子。沙汀的四川脾气上来了，吵得不亦乐乎。

    以后，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扩大会和“文协”座谈会上，这个争论一直持续不断。
何其芳坚持认为“民族形式要以采取进步的欧洲文学形式为主”。沙汀事后整理了历次的发
言，以《民族形式问题》为题，在《文艺战线》发表文章。他反复阐发的见解是：不同意把
旧形式利用在文艺上的价值抬得过高。……（鲁迅的“写实手腕”）大半是从世界文学来
的……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文艺传统上都非常薄弱，写实的技巧更是简陋的。……

    （发展现实主义要学习外国）目前民众的现实生活，已经和旧形式当中所表现的有着相
当的距离了。

    他对传统的评价，正是对有人认为他的小说“欧化”的一种明确答复。用现代的形式来
表现乡土，是他的文学理想。为了这，他显得很固执，以至连周扬也批评他那种激烈的情绪
和激烈的情绪表达方式。

    贺龙的书一写完，他感觉宽松。这部作品就充分地运用了现代的人物刻画手段，追求人
物、环境在客观上的真实性质，叙述简洁明快，坚决摒弃一切飘浮不实的花饰。创作使他得
到相当的满足。

    不久，他终于正式提出返回四川的请求。周扬和洛甫（张闻天）先后找他谈话，想尽量
挽留。洛甫还建议他把小孩交《新华日报》的人带来延安，岳母也可一块来。他时时动摇，
推说回去与妻子商量，商量的结果自然还是不成。

    随后周扬便同意了，并取得组织批准，安排了他回川的两项任务：第一，让《文艺战
线》（他们在冀中时在延安创刊，周扬主编，他也是编委）改在重庆出版发行。第二，帮助
延揽文化人去延安，主要是为“鲁艺”和一个剧团增加专业人员。

    这个决定使玉颀一扫愁云，却没有解除沙汀的不安。意识到的不能走的道理和自己内心
要求返回故土的呼声，是那样不谐调。个人以后被历史证明并无错误的回乡举动，在当时是
以一种卑微不足道的形式，畏畏缩缩表达的。他们开始准备行装。临出发前，国统区的北路
慰劳团１１月抵达陕北，他应邀出席了座谈会和宴会。慰劳团团长张继讲话，他是国民党西
山会议派元老，讨好地讲到毛泽东流泪谈延安轰炸中人民受苦之事。会上陈伯达递条子给沙
汀，请他发言提出取消国统区书报检查制度。沙汀在条子背后写，他马上要回大后方，不便
讲。陈伯达于是自己讲起来。慰劳团的副团长老舍中间把话打断，建议好生地保护文化古迹
清凉山、宝塔山，故意把尖锐的话题在这个礼仪性场合插开。

    宴会上他与老舍、斯诺同席。毛泽东走来敬酒。老舍小声地对他说，你的小说中学生都
在读。谈到团结，老舍说得有趣：都像我们这样，合作就没问题了。这是沙汀第一次与老舍
见面，感觉不错。过去他认为老舍是个脱离政治的非严肃作家，从此扭转了印象。后来在重
庆接触多了，对这位正直诚恳的人平添了尊敬。

    老舍对他创作所说的片言只语，还是叫人振作的。一年的解放区之行，加深了他对中国
可能达到怎样的光明的认识，反激起他表现中国的黑暗，表现中国朽坏的农村社会的自信。
他成熟、透彻多了。他好像是跟随妻子回头走去。他意识到他将迎来一生中绝大的创作黄金
时代了吗？

    对于你，重要的是需终止创作观念上的摇晃。一旦思想“照亮”你的乡土积蓄，接下来
便是不可抑止的喷发。

    在是不是全力采纳“乡土讽刺叙事”方面，我滞留得太久了。所幸的是我尚能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