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后回成都的当天夜里，他由走马街穿过春熙路南段，想去拜会几个熟人，恰被全市
火炬大游行阻在路上。

    站在中山先生铜像对面的阶沿，只见火炬队伍前至提督街，尾巴甩在东大街上，歌唱
声、口号、火光，使他的脉搏也随之兴奋地跳动。在“米粮同业公会”、“在野军人学
会”、“大商社”、“群力社”各种形状的旗帜之后，他发现了“文教会”的朋友们，得了
一支竹梢当中嵌有浸透油脂的纸捻的火把，走进游行的行列。

    “看了这情形，谁也不相信中国人会甘心沦为法西斯强盗的奴隶的！”行进中的沙汀，
看到一条火的长龙，一座火的长城，禁不住想，“在需要我们流血的时候，同志们，也一样
吧！”

    但是他究竟与“八·一三”在上海或初到四川时不一样了，狂热的温度降下来归于冷
静，他在追记完这场游行后说：许多人基于这次运动而发生一种廉价的乐观，是要不得的；
因为我总忘不掉三个月以来的沉闷日子，当天夜里某一部分情形（指沿途群众在旁呆看——
笔者）以及那漂亮的整齐的乐队。①他把家安在仁厚街一个小四合院的厢房里，同院住着李
嘉仲，在一家中学教书。仁厚街位于少城，是个小巷子，离有名的文化区祠堂街很近，逛书
店，去车耀先的住所，都很方便。“协进中学”两个班的国文课有固定的钟点，课下要判一
百份作文卷，还要帮房东的孩子补习功课，占去的时间很多。他对于教书，和在上海“正风
中学”一样，实在只当做谋生的手段，兴趣是没有的，教上了又不会不认真。“协进”有悠
久的历史。辛亥年间全省首批办七个中学，它是省一中。“五四”前后这里是学潮发源地，
两次遭封闭。阳翰笙便是这个学校的风云人物。现在是１９３３年后重办，民主人士、地下
党员在这里出入活动，学生中去延安的不少，被人暗地里称为成都的“陕北公学”。沙汀一
进“协进”，才知道教师中有许多熟人。杨伯凯在做教务长，“辛垦”的另一发起人王义林
也在这里，但很难碰到。刘披云因住将军街，离车耀先住处更近，课后常在那里遇上。刘以
后在“天府中学”教书时，罗烽介绍吕荧末求职，沙汀找刘，刘曾让出两班的作文卷交吕荧
改。学校还有一位老先生李筱亭，是资历很深的革命者，就住在校内，上课下课都到他房里
去坐坐、谈谈。其他教师就没有来往了。

    四川党组织过去受到严重破坏，去年年底刚刚重建。等到沙汀这次回来，情况大变。车
耀先同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接上了关系，这样，沙汀不久也与罗联系上。教书之余，协同周
文做文化界的统战工作。周文寒假参加四川大学的学生军训，任队长，由此与当地的文学青
年羊角（张宣）、车辐等建立联系。１９３８年３月６日，经过长久联谊的推动，周文、沙
汀等终于发起组织成都“文艺界抗敌工作团”。工作团在学道街济难第一小学召开了筹备
会，有五十多人参加，会上通过了《成都文艺青年抗敌工作团发起意见书》，推选马宗融、
周文、沙汀、任钧、蔡天心、羊角等十一人为筹备委员。正当大家东奔西跑，为在两周后召
开正式成立大会忙碌的时候，国民党市党部突然命令不准这个组织立案。成立会就这样流产
了。工作团筹划的意义只余下一点，就是为第二年成立文协成都分会铺平了道路。沙汀又一
次感受到抗日救国的“阴暗面”。

    文化人聚会的地点，除枕江楼一类比较宽敞的地方外，主要是车耀先在祠堂街开的有名
饭馆“努力餐”。与周文谈话，多半不在他高池街的住所，也在这里。沙汀佩服车的精干、
乐观，坦诚到极点，任一点东西也藏不住的性格，愿意为《大声》写稿子，参加他组织的宣
传、慰问活动。

    每在街头宣传，车耀先总是亲自站在凳子上演说，声音洪亮，说得机巧和热情，加上他
从行伍生活中吸取来的丰富语汇，毫无顾忌的手势，真有一股巨大的煽动力量。他当团长的
时候，一只脚受过伤，他就高呼：“只要是为了抗战，我愿意把那条腿也打断！”他一上
街，连黄包车夫也认得他，互相传告：“车案子今天又要搞啥子怪事了！”人们就高兴地涌
着跟他走。

    一次，车耀先到仁厚街来，与李嘉仲、沙汀谈起他主持大声周刊社发起的抗战军人家属
慰问团的事。车耀先一说话便滔滔不绝。沙汀主动要求也去参加。

    在一个星期天，他们结队去慰问五福街余湘藩的家属、西御河沿街赵文全的家属等六
家。看到他们住在透风的竹笆房子、阴暗的机房里面，只靠浆洗衣服，做苦力，为上了前方
的丈夫或牺牲了的男人，艰窘地养活着孩子，却得不到政府的抚恤。慰问团的到来使她们起
初快乐得张皇失措，连话也说不出，继而就伤心哭泣起来，听到找来的保长们，眯着惺忪睡
眼，说出那些推诿的话，沙汀感到车耀先和自己的心都在可怕地抖动。①

    还有一次，他们别出心裁地组织了送军属老母进医院治疗的活动。篾笆做的大幅标帜上
横写着：“送抗战军人壮丁的母亲穆老太太进医院”、“他的儿子在前线为我们流血，我们
应该怎样救济她？”老人的儿子穆合林，原来是黄包车夫，老太太孤苦零丁，住在民生里的
大杂院，穷得没有床铺，就睡在潮湿的泥地上，瘫痪了。大声社社员组成的这支队伍，推着
车子将老太太送到平安桥医院就医，一路散发传单，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引来许多人观看。
人群中有跟着唏嘘感叹的，也有漠然观之甚至讪笑的。沙汀跟在队伍里走着，他想到那句名
言：“一面是严肃地工作，一面是荒淫与无耻”。①这些感想在车耀先那里可以纵意而谈，
所以，每星期他都要去“努力餐”。这个饭馆在成都极有名气，不仅是开办于１９２９年，
历史悠久，１９３３年迁来祠堂街后，由于车耀先的经营，以物美价廉的“大众菜”为号
召，连黄包车夫都可以在这里美美地吃上一餐。又以楼堂雅座招待进步文化人，提供党活动
的场所，成了人民大众、革命者和特务都经常光顾的地方。

    车耀先依靠早年军队、基督教会的复杂关系，和他的胆识气魄，干什么事情都热气腾
腾，毫不畏缩。每年青羊宫“花会”期间，他都在南门城墙上打出自编的快板广告，招徕顾
客，其词曰：“花会场，二仙庵；正中路，树林边；机器面，味道鲜；革命饭，努力餐。”

    沙汀非常欣赏车耀先，与他组织的“大声抗敌宣传社”保持着密切关系。这个社最发达
时，社员近千人，成员分布在泸州、绵阳等十几个县。每次在“努力餐”举行的活动他也尽
量参加。一去，车就会在馆堂里走来走去，遇到形迹可疑的人进来，他就会机警地给沙汀他
们递眼色，让他们谈话时留神。他有一架收音机，靠它传播各种来源于政府以外的消息。沙
汀最早读到延安出版的书刊，也是在“努力餐”的内室里。１９４０年３月１４日，车耀先
在自己的餐馆里被捕，随后与罗世文一起在中美合作所关押，沙汀其时从重庆疏散回乡正要
赶往成都去，他对于车的被捕是很震动的。新朋友中一见如故的是马宗融。过去在上海并不
相识，只是彼此知道，但都认识巴金，并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书。马本人是一个正派到不能
再正派的书生。他与左翼作家接近，不含芥蒂，不卑不亢，肯交换意见，与沙汀便很投合。
沙汀从故乡回成都不久，３月１７日，马的妻子，《生人妻》的作者罗淑（世弥）突因产褥
热逝去。罗淑朴实、温厚，她有一种吸引人的力量能使朋友之间消除误解，她的产量不多却
结实有力的小说发表时，连周围关系很近的朋友都没有思想准备，因而大大惊喜。这样一个
不声不响的好女性，遽然离去，沙汀虽接触不多，也心情沉重地赶去吊唁。

    陈翔鹤也是抗战后才认识的。大革命前后便读过《沉钟》上陈的小说，他回忆沉钟社的
文章也给沙汀好感，懂得了为何这个团体会受到鲁迅的赞赏。

    （我和周文分头在成都文艺界联系，第一批结识的人里就有翔鹤。觉得他朴质、熟识得
快。他生活不宽裕，父亲开过钱庄，后来破产，才从重庆搬来。这时父亲已经去世。卞之
琳、何其芳陆续来成都，我通过他才结识北平作家。

    我们虽然谈得来，但起初感到他旧文人习气较重，住房窄小，却极喜养花。所以１９３
８年春夏之交，一天，我到周文家参加党的会议，发现陈也在屋，有点惊奇。他是周文介绍
的。我认为一个“好人”入党是好事，后来关系更密切。我去延安前，征得“协进”的同
意，把我的课给他教了。——沙汀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５日讲）沙汀与“京派”作家交往，使
人不感到他有“左翼”气。朱光潜在四川大学文学院当院长，这个极瘦极小的中年人是个诚
笃的学者。他为了“教育自由”，曾在川大反对国民党二陈派撤换张颐校长，得到沙汀、周
文的支持。周扬曾通过沙汀写信给他，欢迎他去延安参观，朱也立即回信表示愿去，但后来
被欧美派的朋友阻止了。他夫人是南充人，大家叫他“南充女婿”。

    朱光潜的学生卞之琳在川大当讲师。何其芳先在故乡万县教了一阵书，然后也到了成
都，在石室中学任教。他们办起了《工作》。何其芳发表了《论工作》和诗《成都，让我把
你摇醒》，沙汀读了，改变了对这个带副眼镜，有一个油黑的胖脸的书生的看法，觉得他对
抗战成都享乐、懒惰、陈腐、讲究美食的风气的厌恶，和自己是那么一致，对京派作家更有
了好感。

    我原来不认识沙汀，但知道他。因我参与《文季》、《水星》两刊的工作，郑振铎气魄
很大，把上海、北平两地作家拉在一起，使我接触到上海左翼作家的作品，艾芜的，沙汀
的。

    这时周文、沙汀在做统一战线工作，我模模糊糊感觉到他们与党的关系。他们常来川大
找朱光潜，方敬、罗念生、谢文炳。谢是川大外文系主任。这时，我和何其芳编了《工
作》，轮流出钱，用土纸印，觉得成都气氛沉闷，想到前方去看看，这样，才使我与沙汀建
立了全新的关系。①

    有一个道地四川作家和沙汀这个时候才建立起友谊的，是李劼人。他在成都读书时期就
听别人说，李劼人是个有骨气的人。当时的督军杨森自命为“文化军人”，招揽留法学生给
他当“参议”、“秘书”。李劼人断然拒绝别人的劝诱，当了《川报》主笔。杨森手下一个
红人黎纯一无聊地登了“为男友征求女友”的启事，李邨人一天在自己报上也登了一则“为
女友征求男友”的启事，其条件有“常服威古龙丸有耐性者”。这种壮阳药丸是统治阶层中
不少人常服的。于是老百姓拍手称快。黎挑拨杨森封闭报馆，抓了李邨人。这在当日是轰动
一时的新闻。

    后来李因为与成都大学校长张澜共进退，愤而辞职，在指挥街租佃的住宅内，开了名为
“小雅”的菜馆，夫妻俩又当厨师，又当堂倌。沙汀上海时期回川，还特意去吃了教授夫妇
做的葱烧鱼、红烧牛肉。那是一间铺面的小馆子，真是“雅俗共赏，小大由之”。

    现在，沙汀看到的李邨人便是这样一个极富正义感的作家。李已经写出了《死水微澜》
等小说，材料是他亲身经历的。一个军阀连长指使几个散兵游勇绑了他儿子的票，经过袍哥
大爷出面花钱赎回，使他了解到成都近郊场镇上的人情世态。直接出面斡旋的袍哥叫邝瞎
子，就是《死水微澜》里罗歪嘴的原型。李邨人同时任嘉乐纸厂的董事长，致力于抗日文化
与实业救国两个方面的工作。这个纸厂在成都的办事处，后来成了“努力餐”之外又一个进
步文学界经常聚会议事的地方。

    （你的文学圈子扩大了。过去，你的生活视野很大，却只有一个较小的左翼文学领域。
是抗日战争造成我的“扩大”，最有代表意义的是我到解放区去，同行的是两个新识的非左
翼作家）

    整个教书、联络工作占据了他太多的时间，当他的目光从周围这些具有美好人格的“精
英”身上移开，移到广大的后方，大半年的观察所引起的深广的忧思，时常触动他考虑：一
个文学家的责任在哪里？廉价的热情家的隐瞒、粉饰，究竟有无价值？他本来想寻找故乡抗
战的如火如荼的场面，神圣的新的东西，但“一切照旧。一切都暗淡无光”。比如随着日机
轰炸带来的全省防空机构的林立，救国公债的发行掀起的呼声，在成都都曾怎样引起他的兴
奋呀。

    但可怜得很，这些新的东西是底面不符的。表面上是为了抗战，而在实质上，它们的作
用却不过是一种新的手段，或者是一批批新的供人们你争我夺的饭碗。所以人们自然也就依
然按照各人原有的身份，是在狞笑着，呻吟着，制造着新喜剧。①这种新的喜剧，包含着新
旧双重的痼疾。他的家乡的封建性权力结构所带来的人的愚昧，已经在他已有的作品里显示
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污浊一面，现在又以新的可笑方式再度出现。春节时节在安县听说一个故
事：一个叫陈雨村的，专科学校毕业学生，父亲陈福田，袍哥，很有势力，和一个姓刘的小
老板拼力争夺县防空协会主任这个芝麻绿豆大的位置。北川有人挖出过炸弹的事他也听说
过。炸弹是国民党追赶红军时扔下的，与抗日无关。老百姓想把火药弄出来，化了炸弹壳好
打锄头、弯刀，结果炸伤了人。只要安排一个喜爱恶作剧的人物，把这个炸弹拿去让陈雨村
拆卸，就能出尽防空主任的洋相，就能被小老板利用。这个人他想到了安县的视学戴中孚，
一个能产生各种无穷无尽恶毒“智谋”的家伙。陈雨村成了谐音的愚生，一部喜剧就构成
了。这时，茅盾主编《文艺阵地》，从广州来信催稿，促成了这个构思迅速“成型”。他早
就计划着要写一系列暴露“一切阻碍抗战，阻碍改革的不良现象”的作品，总题叫做《堪察
加小景》。这是新的故乡小说。刚完成的这个描写小防空主任愚生的作品便叫《防空——在
“堪察加”的一角》。

    接下去，他在《堪察加小景》系列里还想写的题目有：《气包大爷的救亡运动》、《到
西北去》、《联保主任的消遣》、《从军记》，等等。联保主任和救国公债的故事他拖延
着，但半年多后，终于写出了。其他的均落了空。因为在当时的气氛下，既然张天翼《华威
先生》会引起持续几年的要不要暴露抗战的争议，沙汀自己对这个计划也发生了犹疑：写成
《防空》以后，我却逐渐动摇起来，怀疑起来了，我问我自己：这样做下去，在抗战期中，
真是一桩必要的工作么？我怀疑我是在泄气，而泄气却是不应该的。所以我在将近一年的时
间当中，仅仅写了这样一篇东西。虽然教书生活给我的妨碍也不少，但这却并不是主要原
因。①

    （你这是对自己艺术表现的无把握，是一种动摇：或许你是对的，但我认为，不要忘掉
中国文人以社会为己任的传统，我们这一代很难只专注艺术。没有写进“堪察加小景”的东
西，我没有抛弃，最后都摄入《淘金记》中）

    这年７月，周立波发表报告文学《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传布很广。沙汀读到后心里很
不平静，最亲密朋友的成功当然使他高兴，但也形成很大的压力：为什么我不能写出内容全
新的作品呢？是不是应当改变自己旧的基地，另辟新路呢？“八·一三”后强烈想上前线去
的冲动又一次掌握住他。他的山民性格使得他对任何一种欲望，如不经过亲身试验是不愿放
弃的。到前线去，到敌后生活一段时间，写出能鼓舞士气的前线作品这个目标，使他憧憬。

    在这几个月里，后方年轻人奔赴延安的多起来。原安县县长夏正寅的儿子和他的同学，
三个中学生，就曾先后来找他，是他经过组织开了介绍信送他们去住“陕北公学”的。张秀
熟闻风还介绍了一位和尚与他们同行。后来听夏正寅说，那两三个青年学生半途折回了，只
有那个和尚到达了延安。

    沙汀对教书已经很不耐烦，一年只写一个短篇的生活无法忍受下去。暑假将近，他小心
地与玉颀商量，看能不能让他一人去延安。

    玉颀说：“你去，我也要去！”

    这样一个娇妻，能受得了西北黄土高原的风沙？起先还想说服，冒冒失失提出了一个时
限：“去半年就回，到敌后跑一趟，写一本像立波那样的报导，你何必跟着去吃苦呢！”可
是娇妻更厉害：“我不拦你。把孩子放在我母亲那儿，我们一起去，半年就转来。”

    事情就这样定了。难得玉颀有这样的决心，分离本来是痛苦的，现在事业、爱情一样都
不必舍弃，沙汀便紧张地准备起来。

    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请求。陈翔鹤将这件事透露给了何其芳和卞之琳，两人早就想去前
线，已经在骑自行车、爬山，练脚力。结果，一天晚上，仁厚街沙汀的家里就来了这两个客
人。

    这是他（指何其芳——笔者）第一次到我家里，同他一道的还有卞之琳。其芳这次给我
的印象跟以往不同，开展多了，爽直热情，没有丝毫客套、拘泥的痕迹。他们共同提出来的
要求是，希望能同我一道到延安去，到华北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去！那时候，到延安去是需要
足够的勇气的，因为到了广元以后，沿途都会遭到盘查、留难，甚至有被抓、失踪的危险。
我答应立刻向组织反映，而不久我们就一道出发了。①出发前的日子变得很短促。要把礼儿
留给在外面教书的姥姥。夹忙中又替从兰州来成都的萧军在桂花巷六十四号李劼人的院子里
分租了两间厢房。矮矮壮壮的萧军穿着黄夹克衫，带了新妇和不满周岁的孩子，要在此地办
杂志。两人在上海因口号之争生疏，但他还是尽了地主之谊。

    去延安的介绍信是邹风平办的。在介绍林海坡，一个文化水平挺高的旧军人入党时，沙
汀与邹见过几次面。只知道他与罗世文都在做党的工作，实际上邹是省委未恢复前的省工委
书记。沙汀细心地想到川军四十七军李家钰部现正在山西南部作战，安县故旧中也有去投靠
这个二战区的长官，谋个一官半职的，便求郑慕周托人由李家钰在成都的留守司令部填发一
张护照，说明一行四人去是晋南的部队工作。这种掩护手段沙汀从小见惯，做起来相当自
然。一切为了减少路上的危险。妻子之外，对于两位书生一样的朋友，似乎他也有更大的责
任使此行成功。

    向往前线，向往热烈的生活，他是去追寻创作之源去的。他朦胧觉得，跨过秦岭便有新
东西在前。

    你去解放区是为开辟新的写作领地。到头来，延安冀中以及贺龙都被囊括进你的乡土世
界。

    这是我自身的扩展。没有完全否定“昨我”，而是采取延伸式，写作的自由度并不小。
后来再写不出那样一个阔大不羁的贺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