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料到，左翼文学界会对他的小说迅速给予回响。最早做出反应的又是当时几个著
名的作家。

    《北斗》讨论《码头上》和《野火》的意见，通过艾芜转达过来。作品得到了肯定。丁
玲还在编辑部对沙汀小说的四川方言做了解释。她是湖南人，有些土语这两省相通。

    本来，周扬是沙汀介绍给艾芜的，但周离开德恩里时没有留下新住所的地址，两人暂时
断了联系。这时，倒由艾芜领他到北四川路“上海大戏院”对面的一个弄堂里，去看周扬。
那天穆木天也在，艾芜显得与穆很熟，拿他正在进行的恋爱开玩笑。

    周扬告诉沙汀，给《北斗》的小说已经转到他手里，他很赞赏，答应把《码头上》在
《文学月报》先行刊出。而且拿出茅盾看过这篇小说顺便在一方土纸上写下的简短评语，大
意是说，东西写得可以，只是他不怎么喜欢那种印象式的写法。周扬认为，沙汀能得到茅盾
这样的评价已经难得。他真也是喜出望外。

    茅盾是他在省一师读《小说月报》时期便敬仰的一个前辈，现在又是“左联”的重镇，
所以，他高兴得只记住了他奖掖的话，却忽略了他的批评。而实际上，他对印象式写法的自
我感觉，这时还很好，也不大能够引起深的思索。此后，周扬便主动介绍他加入了“左
联”。这是１９３２年１１月的事。周扬又将他刚出的短篇小说集送给茅盾看。到了１２
月，《文学月报》出版第一卷五、六号合刊，上面在登载沙汀小说《野火》的同时，便发表
了茅盾的《“法律外的航线”》一文。沙汀真是生逢其时，左翼文学正急需摆脱“新写实主
义”的模式，这使得茅盾毫不迟疑地愿为初出茅庐的作者呐喊一声，说沙汀的第一个集子
“无论如何，这是一本好书”！

    （你当时是否理解了茅盾这句话的份量？那可以去读读我写过的话：“他的评价使我有
勇气把创作坚持下去”①。这就是主要的。一个初学者最需要拥有的，是能不能继续干下去
的自信力。我在这方面本不是一个富有者）

    沙汀感到了茅盾的评价力量，却无法全部理解它的理论内涵。茅盾借了他，批评了
“‘革命文学’的法规”。认为他的大部分作品未重蹈“公式化”覆辙。唯对别人竭力赞誉
过的《码头上》，提出了严格的批评。茅盾欣赏的是《法律外的航线》、《恐怖》等篇显露
出的“精细地描写出社会现象”的才能，运用活的语言的才能，看出他是“真正有生活经验
的青年作家”。他的艺术感觉原是好的，这时被强烈时代使命感压住了，加上周围的人大都
说他用散漫的场面描写来表现正在行进中的“革命”，是他的特殊之点，“如何的新，如何
的新”，所以，在一、二年里他还没有从茅盾批评《码头上》醒悟到什么。

    但是，对有人批评他的小说欧化、艰涩、拗曲，他似乎一直保持着从自修外国文学得来
的看法。几年后，在一次讨论大众化的会上，他还辩解说，“文艺大众化”是要得的，可
是，不能接受说他的作品不够通俗的意见。“他说文艺创作的形式是自由的，尽可利用各种
不同的创作方法，而达到他所要达到的目的”。直辩得满脸通红，口沫四溅。①他与周扬的
交往逐渐加强。周扬在湖南读中学时便结了婚。搬出德恩里，周的家眷从家乡益阳到了上
海。两家往来，黄玉颀和这个高大的女人相处得挺好。周扬孩子有病，沙汀帮着找医生。周
扬是个遗腹子，家境每况愈下，他把湖南的家信给这个新朋友看过，信中有这样的话：如果
这个家从窄路走宽路自然容易，现在要从宽路走窄路就深感困难了。这留给沙汀挺深的印
象。生活上周扬是个书生，需要他提供经验。政治上沙汀是信任周扬的。与辛垦书店的关系
闹僵后，一次沙汀在路上碰见周扬，迫不及待地说起来。周扬看他太动感情，一时又说不清
楚，便拉他到家里详谈。

    事情是这样的：辛垦出版了一批书籍，特别是发行了《二十世纪》，社会上有了一些名
声。１９３２年８月，国民党政府唆使复兴社特务搜查、捣毁进步书店，以压迫出版界，北
新、良友都先后蒙难。杨伯凯忧惧辛垦受到查封，便对沙汀、任白戈说，想请叶青去与周佛
海拉点关系，两人当即表示反对。杨一看话不投机，便将话题带过。隔一段时间，任白戈从
书店张慕韩处得悉《社会新闻》主编朱其华来找过叶青，叶又到南京找了周佛海，书店汉问
题了。张老诚，说话的口气又很自然，任白戈确信不疑，便气急地来找沙汀。于是，过去积
攒下的不满，这次来个总爆发，两人决定一起脱离辛垦！沙汀把这个意向与周扬一说，得到
了支持，周说：“你就专心一意地弄文学吧。”

    过了几天，沙汀、任白戈正式找杨伯凯谈话。没有将南京的事情端出，只说要退出书
店。杨听了十分惊怪，一再表示挽留，后来要大家去和叶青谈谈。叶青这时单独住一栋弄堂
屋子，将南充的弟弟妹妹接来帮他料理生活。他比起刚到上海时阔气多了。

    到了约定的时间，任白戈未到。叶青见了沙汀，口若悬河，大谈书店前途，似乎北新、
开明也不在眼里。沙汀问他去南京是怎么回事，他明明懂得问话的用意，却狡辩道：“那是
有人介绍我一位中央大学文史系的女学生。”随即谈自己如何满意，单等对方毕业后结婚，
现在双方通信，讨论治学，将来准备也出本《两地书》，连结婚的费用也可解决……这家伙
越说越得意，冷不防沙汀蹦起来，说了句粗话，嚷道：“你可真会打算盘！”不管杨伯凯的
阻拦，直冲下楼去了。叶的兄弟见势连呼：“哎，咋就走啦？”只看到沙汀一个气冲冲的背
影。他从此脱离了“辛垦书店”。为了避免叶青的纠缠，索性把家搬到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
路口的四达里。

    沙汀与杨伯凯以后还有多次接触，到抗战时期在成都协进中学共事，知道他主持《华西
日报》的笔政，开展“民盟”工作，直到他倒在十二桥畔的血泊之中。与叶青的联系只有一
次，是路遇刘元圃，被拖去参加叶的婚礼。地点在八仙桥青年会。沙汀想起他的吹牛了，被
好奇心驱使，躲在人群背后远远地看了叶青一会儿。他当然无法预测叶将来还有第二次叛
变。只见大红喜幛前叶青身着燕尾服，戴着白手套，身子不时地扭动，似乎对这套绅士服装
不太习惯。在强烈的灯光照射下，他脸色苍白，表情呆板。沙汀突然连了解新娘子是不是那
个女学生的兴味也失去，中途偷偷溜走了。

    用了与对待辛垦同样比较激进的态度，沙汀进入“左联”后。连续写了《战后》、《老
人》、《土饼》、《爱》、《有才叔》、《上等兵》、《老太婆》这一组短篇小说。绝大部
分写苏区，材料都是间接从报纸上看来或从哪里听来的。不过除了场面，倒是注意了对人物
的刻写了。

    （写《老人》，我是从党内《上海报》看到有国民党“围剿”的军队占领一个地方之
后，对老百姓骚扰的报导，以及公开的《社会新闻》、《文艺新闻》透露的这一类消息得到
启发。而人的生活，各地的老年人，总有共同性。想到我对生活的选择，母亲与舅父还不是
不理解？靠着推想，挪动了时间、环境，我心目中出现了一个长期不理解儿子参加土地革命
的老人，直到反动军队“教育”了他。这篇东西酝酿很久。由于类似题材的作品在当时还很
少见，我写时又融进了四川山区的描写，老农的描述，比起完全概念化的革命作品稍好一
点，成为这种苏区小说的代表作。以后，才会被鲁迅、茅盾帮助美国人伊罗生编中国现代短
篇小说集《草鞋脚》的时候看中。鲁迅、胡风向日本读者介绍中国当代小说时，也推荐了此
篇，由胡风翻译，前面加了小传，登在日本《改造》杂志十九卷一号上面。——沙汀１９８
６年１１月２４日讲）

    同年４月，写《土饼》。

    一个美的凄清的故事。母亲用黄土做成泥饼，来“欺骗”饥饿的孩子，也是从报上看到
的。故事的地点、人物、体会，都是沙汀的。他想起故乡农村的雕蔽，税收从民国二十几年
已经“预征”到民国五十几年，山区里不种大烟还要抽懒捐，军阀造出劣币、假纸币坑害百
姓。但因为已经远离故乡，他在揉进自己的生活体验时，是靠回忆来构思的，一种类似童年
的体验，使揭露蒙上了一层诗意。这种格调一直到创作《祖父的故事》前后，仍然存在着。

    （为什么你不把《上等兵》、《夫卒》这样直接写参加“围剿”苏区的兵士、民案的反
叛故事，编入以后任何一个集子？因为内容太“红”。材料都是听来的，能加进我个人体验
的东西太少。这些小说的艺术水平使我不能满意，我是个作家呀）

    但是，这些小说的发表，在１９３３年里仍然十分显眼。人们看到，他的作品“从皮肤
到心脏都是新的”①，是独特而无法模仿的。有的说他代表一种新写实主义的路线，有的说
他是用报告文学的手法写小说。他也受到一些批评，韩侍桁便说他的作品“切成了断片看，
那仿佛是描绘得很真实而有趣，而用它们构成一个整个的东西，则像是堆在一起的不粘固的
沙砾”。只有群像，没有“个性的人物”，“只能看见现象的描绘”。“《老人》是他全部
的作品中最成功的作品”②。沙汀后来认为，侍桁的意见“算是搔到了痒处”③。他在紧张
地思考如何改变自己，“觉得自己该重新来过”④。

    尽管如此，韩侍桁还是把他与臧克家、艾芜、黑婴等五个人并提，称他为“１９３３年
的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