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１年秋凉的一天，一个瘦削的浑身散发土气的青年人，穿着当年流行的灰市布长
衫，外套着羽纱马褂，同另一个衣饰整齐的青年，同时跨进了曾做过前清盐茶道署衙门的省
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大门。这便是杨朝熙与谢荣华。现在我们尚能寻到的一份档案材料《四川
省立成都师范学校历期毕业生一览表》，是该校教务处１９４６年制订的。其中普通科第十
班的名单从“张光银”到“周遂初”，共排列二十七名。在第十一人处写明：

    杨朝熙，籍贯四川安县，毕业年月民国十五年七月。①从荒僻闭塞的安县来到辛亥、
“五四”风云在四川汇集的中心成都，从断断续续读过十年方块汉字、不识得一个英文字母
的文化环境，一下子踏入到本省风气纯朴、开明的著名学府，他整个被一种自卑的情绪包围
住了。他几个月前，便按照舅父的旨意到省会来考一般学校，发现在这个新的陌生城市里，
他变得什么学问都没有了。连考了几个学校，都未录取。特别是英语和数学，虽然请人补习
过一番，毕竟底子太薄，一时赶不起来。最后是郑慕周委托他在成都的代表黎少农，通过私
人关系，才把他送进了省一师的。

    为此，大约有一年时间，朝熙站在这个学校绝大部分清寒好学的同学面前，总觉得抬不
起头来。

    我不敢直面看任何人，似乎他们都知道我是靠了人情才进去的，因而随时都会向我发出
卑视的和诽笑的眼光。②（你又一次被羞耻心攫住了？你说到了一点痛痒处。不要忘记，我
是从一个小地方到大地方的，这种由小到大引起的震动，在我以后的经历里还要发生多次。
每一次心理危机都逼迫我调动故乡给我的一切自信“储备”。这是我这个“土包子”最后战
胜外界压迫的武器）省一师前身为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创办的优级选科师范，当时设
在皇城内。宣统二年（１９０９）改名川中师范学堂。辛亥后，校址被成都军政府借用，迁
至后学门糖业讲习所内。１９１４年改为一师，拨东马棚街官地建设新校舍（今成都一
中）。设立附属小学后又感地方狭小，于１９１９年迁入盐道街原高等师范校址，而高师则
迁进了皇城，等于转了一个大圈，换了个位置。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可笑。

    盐道街几乎已面貌全非了，仿佛比记忆中的盐道窄了很多。学校看来改变也大，招牌则
已换成“盐道街中学”。原早的校内旧有的浓沼、亭阁，显然也早已不存在了。出版局地
址，我记得原是鲜特生的旧式公馆，现在也换成新式楼房。①

    说“盐道窄了很多”，那是老年他的眼光。属于一种心理空间感觉。１９２１年的省一
师校园，在他心目中永远是阔大的。

    如果当年经大门两旁的石狮子走进这个学校，便可见右面一棵硕大的桂树。人穿行在一
条竹丛夹道当中，一侧是附小，及附小操场北面的礼堂，一侧便是东院高年级学生宿舍。在
东院与西院之间，是教室群落。向北穿过自修室、实验室，跨过池塘上的小桥，便来到北院
低年级学生宿舍。学校的学制，预科是一年，正科是四年，杨朝熙在校五年，就从北院升级
般地移到前面院落去。这种每年的移动，是学生们高兴的事：他成了老资格了。

    出北院向东，整个学校的后半部分是足球操场。朝熙在班里爱踢脚球（足球），是个前
锋。艾芜踢后卫。这在当时还是相当新鲜的一种体育活动。整个校舍，除了实验室是砖房，
其余都是泥墙房。几乎每一个院中之院，都有一眼水井。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所学校的学
生是太少了：每一年只收一班，每班从二十几人到三十几人不等，满打满算，全校五期五个
班的学生才不到二百人。校园在朝熙心中显得宽敞，也是可以理解的。

    省一师是官费，这里的学生，家庭困难的多，外地学生多。成都的富家子弟多半进的是
联合中学（石室中学），他们看不起师范，称之为“稀饭学校”。但这里的教员很多是成都
知识界的名人，师资水平是很高的。

    上国文课，最使朝熙宽松。他第一个半年，便一头钻入经史百家的古文堆里。他喜欢明
人归有光，爱读他的《项脊轩志》、《先妣事略》，欣赏其不事雕饰、运用细节，刻绘生动
的文字风格。但是其他的功课就陌生了。教历史、地理的先生，年纪都在六十上下，这种古
老的学科勉强还能让他跟得上，但是像“周三角”的三角课，“王几何”的几何课，还有什
么代数、物理、化学，简直使他望而生畏。特别是英语，从零一下子跳到中学程度，上课时
用的是狄更斯《大卫·考波菲尔》的英文节本，拿在手里，简直像是一本天书。

    当他能够冷静地观察十班这些同窗，就更不安了。这里的学生读书愈好的，衣履愈坏愈
旧，也愈得到人们的敬重。好多人在冬季连件棉袄也没有，只穿一身破破烂烂的夹衣度日。
省一师的传统是简朴。学生要轮值帮厨、买菜，参加各种体力劳动不会遭人鄙视。到了假
期，学生把行李送入当铺，得了盘缠才回家。等到开学返校时再赎回，视同平常。反过来，
他从故乡袍哥社会带来的各种成人习惯，在同学间就显得很刺眼了。他连穿戴打扮都是“孤
立无援”的。

    杨朝熙这时还是个少爷式的人物。他开初时常吃馆子、看戏。成都试行公共汽车那阵，
他就买张票从东城到西城逛一圈玩。听说督军杨森的小老婆有架飞机叫“洋马儿”，也会跟
了人去看稀奇。当时成都人称去“开洋荤”。这个充满“五四”新思潮的学校的空气，对他
无形中造成的精神压力，我们可以从他日后的回忆中鲜明地感觉到。朝熙内在的敏感特质，
他吸收外在新东西的勇气，寻求新生活的欲望，显然是非常之大。他心理上甚至不惜夸大省
一师同学的良好行为习惯对他构成的“威胁”，从而触发他要求改变过去、改变自我的内驱
动力。

    （为什么一样在你舅父的庇护下，你与你哥哥走的道路如此不同？同样，都在省一师的
环境里，谢荣华改变自己的感觉为何不如你强烈？这是你早年生活转机中最值得玩味的问
题）

    谢荣华与他可说是总角之交，但论起性情来，这时的杨朝熙越来越觉得彼此有些“隔
教”。谢荣华不是没有受到省一师的影响，他后来去上海读光华大学，参加过左翼的“艺术
剧社”。只是被捕后走入歧途。重要的一点是谢在省一师时期，原封不动保持士绅子弟的生
活习惯，以后回到家乡，很快与杨朝熙哥哥一样，烧烟、操袍哥，缩回到原来起步的生活圈
子里去。但是朝熙反叛了。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一边深深地以过去的自己为羞，暗暗用功，
想尽各种办法补习课程，有时急得半夜醒来在自己的床头偷偷哭泣，一边开始在谢荣华以外
的同学中觅友。他看着自己脚踏的黑哔叽面的皮底平鞋，“开始默默观察那些穿着蒲鞋、草
鞋，以及家造鞋子的级友”。①并留意到省一师的各样师长。

    这个学校的教师不乏名人、怪人。讲历史的朱起怀先生，父亲朱颜和也是个历史学家。
朱穿得寒碜，破破烂烂，学生给他起个绰号叫“朱讨口”（讨口，即要饭花子）。他讲起历
代的官职，如数家珍。讲地理的彭昌南先生，一本地图全装在肚子里，提哪说哪，不费思
索。他的教科书是自己编印的，整个四川的中级学校都用他的地理书。据说商务印书馆想买
下他的版权，他没答应。还有个陈希禹先生，胖子，不修边幅，也不拘形迹，名士风度。他
敞着个领口，拖起鞋子，就来上课了。还带着杯子、饭盒，放到讲桌上，里面有卤蛋什么
的。他上哲学课，听课的人很多，暗地称他“陈棒客”。因为他说话语锋极健，把哲学道理
说得活灵活现，高兴时会把腿搁到桌子上去。本来是瘦长瘦长的蔡松吾先生教伦理学，因他
高师课重，后来辞了，才是陈希禹讲。蔡先生的儿子蔡瑜是朝熙同班同学，曾与盐道街口一
家面食店的中年老板娘有了风流事，一时传为谈资。

    那时师范学校的文科教员水平是很高的。教朝熙国文的，先是一位萧忠仁先生，诨名
“萧神仙”，因他喜爱撇古，嗜吃猪肉，又做气功，养得白白胖胖的。他讲《古文辞类纂》
的选文，字也写得漂亮。还有唐笑时先生教心理学，是很新鲜的课程。教生物的姓温，学生
叫他“温动物”。教手工的姓黄，在日本留过学，做事很细致。姓罗的教体育，人很随和，
大家都喜欢上他的课，因为可以在课上与他随便开玩笑。他也是留日学生，为什么回国教这
种课，谁也不明白。杨朝熙爱踢足球，自然是他教导之故。

    英文最使他头痛，而教英文的教师章琢如先生偏让他记得最清楚。当时朝熙课余还到他
家去补课。章个子奇小，绵竹人，早年在北京读的外文，很早就加入了共产党，后被捕自
首，便消极了。１９４６年新省委在成都成立，吴老（玉章）主持工作，曾命他经绵竹去看
与党有长期关系的省议员王干青，其时，章琢如便住在王干青公馆的一个厢房里。吴老与章
是很熟的，还特别嘱咐他顺便告章，不要一天就念阿弥陀佛了。章琢如果然天天在念经，请
他吃便饭，饭席上感叹地说：“我们这些人不行了！”

    “这些人”，自然不能包括在省一师后期也教过杨朝熙国文的袁诗尧与张秀熟（秀蜀）
先生。这两位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授业、解惑的教师，他们还是四川最早的初步具有社会
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教师中，已经有人注意到这个外表冷静、沉默，却强烈表现出愿意
融入省一师整个进步校风里去的学生。张秀熟还做过省一师的教务长，与校长龚道耕关系也
好，能影响龚办好这个学校。他教杨朝熙已经很晚，但两人保持六十多年的师生情谊，成为
忘年之交。张先生操着极慢的、顿挫有力的语调，谈起这个学生来，充满了感情，而且很能
传达出中学生杨朝熙当年的风貌：沙汀当时并不十分“跳跃”。因他的性格不是那样的，虽
是青年，已能考虑问题。他年轻而又老练，不是回到县里只会搞讲演、宣传之类的脚色。所
以他才能坐而搞文学。搞文学也不一定是能在街上活跃的分子。我教过他们国文，除了教科
书，我还自选《新青年》这种刊物的文章，选现代文学作品。那时沙汀这些学生已经不爱只
听古文了。①

    同学之间这种不爱读古文的风气，笼罩了省一师。认真说来，同学的互相影响更要胜过
老师。入校半年之后，杨朝熙经过几个同学的引导，全身心地接受社会新思潮的冲击，才补
上了几年前因关闭在家乡而被隔绝的“五四”一课，才开始了由一个落伍的士绅子弟向一个
时代青年过渡的根本转向。